熹园文苑 | “第二个结合”视域下的朱子思想时代价值
文| 陈来 韩庆祥 李永杰
编者按
2021年3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武夷山考察时，走进武夷精舍，提出了中华文明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问题。今年是联合国通过《发展权利宣言》40周年。围绕“第二个结合”视域下的朱子发展理念和文明观，《海峡通讯》邀请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一级教授、中央党校专家工作室领衔专家韩庆祥，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教授李永杰，就“朱子发展理念对当代有何启示”“为何说读懂朱子思想是认识中华文化主体性的重要路径”“朱子学对中华文明的贡献和影响几何”等问题，展开了一场圆桌对话。
朱子的发展理念及时代价值
陈来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国学研究院院长
2021年3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莅临武夷山考察，走进武夷精舍，详细了解朱熹生平及理学研究等情况，从文明史的高度谈到中华五千年文明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关系。今天，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定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把其中的精华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发展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40年前，经过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多国共同努力，联合国通过了《发展权利宣言》，对促进人类社会发展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发展权利宣言》明确将发展权确立为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该宣言强调发展权既关乎个人，也关乎集体，并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具有同等地位。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发展权的实践意义。2016年，他在致“纪念《发展权利宣言》通过30周年国际研讨会”的贺信中指出，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坚持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的基本人权。这一重要论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也传承了中华文化中“民为邦本”的传统思想；明确了发展在人权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为中国的发展观奠定了坚实的法理与伦理基础。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代表——朱子思想，其中对“财用”“产业”的论述，体现了传统儒学对发展问题的关注。
首先，朱子认为财用是民生日用中最紧要之事，肯定“治生产业”符合天地实相，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在《朱子语类》中，朱子和门人在讨论“平天下”时，表达了这样的思想：“财用当是民生日用最要紧事。”他又指出，“禅宗说‘治生产业，皆与实相不相违背’云云，如士农工商技艺，都在他性中。他说得来极阔，只是其实行不得。”（《朱子语类》卷126）即佛教某些说法肯定“治生产业”与宇宙真理不违背，认为士农工商都在佛性中，这是对的。但佛教只是说得广阔，其实并不能实行。朱子借用佛教的说法，肯定“治生产业”是宇宙的真实，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其次，他强调财富须“与民共之”，反对独占，主张推己及人，实现物我贯通。朱子说：“子曰：‘财者，人之所好，自是不可独占，须推与民共之。’”（《朱子语类》卷16）又说：“盖财者，人之所同好也，而我欲专其利，则民有不得其所好者矣。”（《朱子语类》卷16）这都是认为财是人之所好，但不能独占其财，也不能专占其利，必须与民共之。财是人所同好，必须保证人人都能得其所好。
最后，朱子提倡“絜矩之道”，即自己追求安乐，亦须助他人实现安乐，体现了儒家推己及人的伦理观。这一思想与当代倡导的包容性、共享式发展理念高度契合。曰：“以己，是自然流出，如孔子‘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推己，便有折转意，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因问：“‘推广得去，则天地变化，草木蕃；推广不去，天地闭，贤人隐’，如何？”曰：‘亦只推己以及物。推得去，则物我贯通，自有个生生无穷底意思，便有‘天地变化，草木蕃’气象。天地只是这样道理。若推不去，物我隔绝，欲利于己，不利于人；欲己之富，欲人之贫；欲己之寿，欲人之夭。似这气象，全然闭塞隔绝了，便似‘天地闭，贤人隐’。”（《朱子语类》卷27）所谓推己及物，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推得去，则物我贯通；推不去，物我隔绝。所谓物我隔绝，就是“欲利于己，不利于人；欲己之富，欲人之贫”。朱子特别提出《大学》的絜矩理念，说：“絜矩，如自家好安乐，便思他人亦欲安乐，当使无‘老稚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之患。皆自此以推之。”（《朱子语类》卷16）提倡絜矩，就是自己好安乐，也要想到他人也好安乐，并使之实现。自己过美好生活，也要让别人过美好生活。朱子的这些思想和我们今天的主张是相通的，其中“物我贯通”的观念正是共同发展的理念。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权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继承并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的人权理念，融汇了包括朱子思想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智慧。在这些重要论述中，他始终坚持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的基本人权，以“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表达了发展权在当代中国的具体内涵，明确了与发展权相联系的政治思想理念即以人民为中心，表达了以发展促进人权的中国人权道路，并指出促进发展权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权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全球人权治理提供了理论参考与实践路径。
中西方对文明理解的差异及朱熹的重要贡献
韩庆祥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一级教授、中央党校专家工作室领衔专家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第二个结合”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文明的繁盛、人类的进步，离不开求同存异、开放包容，离不开文明交流、互学互鉴。
西方注重从“形而下”的器物层面知识层面理解文明；中国注重从“形而上”的伦理道德即利他层面理解文明
西方所确定的文明标准，主要是文字、城市、社会组织、科学技术等。这些标准主要是在“形而下”的器物层面、知识层面对文明进行定义的，与伦理道德无涉。
中国所讲的文明则与“形而上”的伦理道德本质相关。朱熹的核心思想是“存天理、灭人欲”“格物致知”，意指通过道德修养克制过度的欲望，使行为符合“天理”，以维护伦理纲常和社会秩序，也指人需要通过研究具体事物，逐步积累知识，最终通晓“天理”，实现道德完善。朱熹主张“正君心”，强调“‘为政以德’者，不是欲以德去政，是自家有这德，人自归仰，如众星拱北辰”；朱熹主张“施仁政”，主张统治者必须“秉德保民”；朱熹主张“选贤能”，要求君主在选人用人中要做到任人唯贤，唯才是举；朱熹强调伦理构建，重视祠堂、家训等制度对伦理制度的作用。朱熹在《朱子语类》中指出，“知其不善，则速改以从善”，表明朱熹格外注重“从善”的作用与意义。
西方注重单数文明和“文明间”；中国注重文明本身和复数文明
在欧洲和西方，主流观点往往将“文明”视为欧洲和西方的特有标志，欧洲和西方以外的国家和民族位于欧洲、西方边界之外，要么蒙昧，要么野蛮。因此，欧洲国家便可以“文明开化使命”之名，通过殖民主义扩张和掠夺的方式，对其他地区施加影响。
中国所讲的“文明”多指中华文明、天下文明，以及文明本身。据文献记载，汉语中的“文明”概念，既涵盖人类文明的普遍价值，如“协和万邦”“兼济天下”“世界大同”等理念，也特指群体文明，尤其是中华文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本精神追求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朱熹就提出“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的思想。“天下”理念和“大同”信仰经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能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深厚的文化根基。
西方常把文化和文明混同使用；中国注重从文化和文明的区别理解文明
关于文明和文化的关系，最初，英国与法国等国的学者倾向于避免使用文明概念，更倾向于采用文化概念来阐述相关对象与事物。沃尔夫·舍费尔指出，在很长一段时间，“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都学会了规避‘文明’一词，并以‘文化’为参照来分析一切问题”。英国和法国对文化和文明关系的理解大体一致。后来，欧洲赋予文明以更多内涵，将众多社会分析纳入文明范畴，仿佛“文明”成了一个无所不包的容器。
中国对文化和文明的理解是有区别的。《周易正义》卷2《大有》中讲“其德刚健而文明”，意指文化须经道德净化与升华方能成就文明。在朱熹的思想体系中，文明的礼仪、制度、行为规范都必须以“理”为依据，脱离道德的“文明”会沦为形式，失去其价值内核。朱熹还认为，文明是道德的实践途径，道德需要通过具体的文明形式落地，比如“格物致知”的认知方式、“存天理、灭人欲”的修养方法，以及符合伦理的家庭、社会礼仪，将内在的道德理念转化为外在的文明行为，最终实现个人修身和社会秩序的有机统一。
朱子学深刻影响了中华文明
李永杰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教授
朱熹为新儒学的形成贡献了很多内涵，为宋明新儒学贡献了诸多原创性的内容。儒学是中华文明的主要内容之一，深入探讨朱子学对于“第二个结合”的重要意义，是弘扬朱子思想时代价值的关键环节。
相对于孔子时代的儒学，宋明理学创造出一套以“性”“理”为核心的学理理论，为儒学奠定了形而上学的基础。朱熹的“性理”理论是论证逻辑，其逻辑过程是“天理”—“性”（分为义理之性和气质之性）—“心”（分为道心和人心），用“天理”这个形而上学基础论证人性本善的必然性。而“心性工夫”探讨的则是修养逻辑，这一逻辑与“性理”理论的逻辑正好相反，是“尽心”—“知性”—“体认天理”的过程，这是自我修养提升的过程，是一个把自我升华、提高到儒家理想人格的过程。
性理学和工夫论是朱子学的核心。性理学重在为儒家理念奠定坚实的形而上学根基。先秦的孟子虽然提出了性善论，强调“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但这只是“举例论证”，没有从理论上论证为什么人性本善。朱熹改造周敦颐《太极图说》，用天理来阐发世界的本源，明确提出了理的本体论。理的本体论就是性理之学，而性理之学是一套逻辑严密的形而上学论证体系。而这一论证逻辑就是要论证：人性本善源于天理，天理是坚实的本体，那人性本善就有了坚实的论据。所以性理之学主要在于论证人性善的合法性。
工夫论是尽心知性、主敬涵养的践履工夫。自下而上地体悟天理，在工夫修养过程中，尽心知性、体悟天理并不是为了体悟天理而体悟天理，毋宁说，这一过程的关键在于提升德性修养。表面上看，体认天理是目的，而在体认天理过程中，心性修养的提升似乎是“副产品”，但实际上在朱子学中，这个“副产品”才是主要的；在宋儒那里，成圣成德才是最根本的。
朱熹深刻改变了儒学的形态，又通过以朱子学为核心的宋明新儒学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首先，朱子学被列入科举考试范围。后朱子时代的科举考试主要考四书五经等儒学经典，但同时也考“朱注”。可以说，朱子学深刻影响了宋以后的中国历史，也深刻影响了宋以后的中华文明。其次，朱子学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学问，而成为深入民间、内化为民众心灵品质、支配人的行动的文明。文明不只是记录在典籍里，更应该体现在人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社会风气等具体的社会运行中。朱子学通过传统士大夫的推崇，经过教育，乃至于通过社会文艺形式获得广泛的推广，尤其是传统评书、戏曲等文艺形式都是在弘扬儒家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核心价值，如今已经深入民间，深入人的骨髓，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再次，朱子学获得了广泛的传播。朱子学通过科举考试而获得广泛的传播，深入民间，成为人们行为的遵循。不仅如此，朱子学还跨出国门走向世界，尤其是走向东南亚。朱子学对韩国、日本、越南、马来西亚等东南亚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之所以被这些国家认同和接受，说明朱子学的理论内涵充满魅力，能够在思想的市场上赢得主动，也说明中华文明拥有强大的影响力和感召力。
来源：《海峡通讯》2026年第06期｜3月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