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艺涵：《中庸》中的君子观及当代意义
《中庸》中的君子观及当代意义
周艺涵
摘要
“君子” 作为儒家道德修养的追求，是除了 “圣人” 以外普通人能够通过自我约束、自我提升来达到的最高道德品性。《中庸章句》继承了《论语》的君子与道，其中对于 “君子之学” 的探讨又注入了宋代新儒学的血液。本文对《中庸》中的 “君子之道” 进行探讨，阐释君子观内涵，并阐释当代价值启示。
关键词：《中庸》；君子；君子观；当代价值
一、“君子” 含义演变
《说文解字》中 “君” 的解释为：“尊也。从尹，发号，古文象君坐形。故从口。”“子” 的解释为：“十一月，阳气动，万物滋，人以为称。”“子” 后来引申为对男子的尊称，如 “老子”“孔子”“诸子” 等。从 “君” 与 “子” 两个字的字义来看，“君子” 属于敬称，表达尊敬的感情。世人认为，被称为 “君子” 的人，应具备较高的社会地位与美好的思想品德。“君子” 是孔子理想化的人格，君子以施行仁义之道为己任。君子要崇尚勇毅，但勇的前提必须有仁义，代表正当性。孔子认为君子处事要不偏不倚，恰到好处，即为 “中庸”。
但 “君子” 的词义并非一成不变的。在漫长的岁月里，“君子” 被赋予更丰富的内涵，人们从关注 “君子” 的地位转向关注道德，词性也相应地从中性词演变为褒义词。自古以来 “君子” 常同 “小人” 一起出现，代表一组相对的概念。“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 就表现了 “君子” 与 “小人” 的对立性。在早期，这一对词语是不含褒贬之义的中性词，只是代表地位上的差异。《诗经・小雅・大东》：“君子所履，小人所视。”《左传・襄公九年》：“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王之制也。” 在这里，“君子” 与 “小人” 是就政治地位而言，“君子” 一般是天子或诸侯、三公九卿等贵族阶级，需要劳心，属于统治阶级，是一个王朝的管理者；“小人” 一般指社会地位较低的庶人或奴隶，需要劳作，是被管理者。在《诗经・小雅・采薇》“君子所依，小人所腓” 中，“君子” 指坐在车中的将帅，而 “小人” 则指站在战车旁的兵。这是 “君子” 最初的内涵，基本由社会阶级属性决定，两个词语都为中性词，基本不含道德属性。
到了春秋时期，孔子对君子的论述不仅限于 “君子” 一词，仁者、士、圣人、大人等都指代 “君子”，他给 “君子” 增添了许多道德与文化修养的成分。他认为君子 “有九思”，即动必有道，要语必有礼，要行必有正，要心怀法度，心中装有天下等。他强调君子需要秉持德行与法度、注重言行，做到知行合一；强调成为君子则需要 “文” 与 “质” 相融。在《论语》中，君子的等级观念淡化，更多地是阐述 “君子” 应具备的品德与修养。从而让《论语》中的 “君子” 内涵，在上承传统的同时也烙下了时代的印记。
程颢认为，三代之治，顺理者也；两汉以下，皆把持天下者也。这句话成了王霸之分的根本依据。南宋淳熙十二年（1185）朱熹与陈亮的一场王霸之辩，体现了以朱熹为代表的道学家对南宋 “君临臣丧” 的深切担忧。朱熹坚持程颢的观点，在南宋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希望皇帝在治国理政上要遵循天理。“这也只自渡江后，君臣之势一向悬绝，无相亲之意。”[1] 宋儒以重建秩序为其最主要的关怀，因此，理学家们有意识地发展了上古三代流传至今的道统，并将道统视为某种真实的预设和信仰。归根结底，《中庸》所阐发的君子之道都是从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中生发而来的。[2] 朱熹在《中庸章句序》中所强调的天命率性、择善固执、君子时中，全部都在于阐发子思上承的先圣之统。[3]
几千年来，儒家 “君子” 不断发挥政治主体意识和批判精神。从知识分子的构成上我们已经可以看出道统与势统分立的势头：知识分子不仅代表道，而且认为道比势更受尊重。故中国知识分子形成了对 “道” 的追求和担当及 “以天下为己任” 的政治参与意识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4]《中庸》强调君子独立的价值判断和道德操守，也强调对政治的批判。《子路问强》，孔子说，在国家政治黑暗时候能坚持操守，宁死不变是君子的基本准则；“国有路，其言足盛；国无路，其静足容”。当国家政治明朗有常时，君子的言论能使国家兴亡；当国家政治秩序混乱无度时，君子能够以沉默不语抵抗。宋代，政治主体意识初露端倪，“以天下为己任” 可以视为宋代 “士” 的一种集体意识，宋代知识分子 “同治天下” 的心怀使得朱熹对于 “批判” 这一儒家传统价值的阐释也就更加完整和丰富。
二、《中庸》中的 “君子观”
“君子” 作为能够通过自身后天修炼而达到的最高品行理想，在历朝历代都被反复讨论和定义。
春秋时期，君子和小人从等级之分逐渐转为人格的层次之分，孔子面对礼崩乐坏的现实，从伦理的角度对 “君子” 进行了新的定义：“君子” 从地位的可感知得到的明确表示转向个人理想人格的抽象表达。
孔子曾经把人格划分成五类：庸人、士人、君子、贤人、圣人。孔子认为，所谓君子，说出的话一定是忠信的，内心没有怨恨，具备仁义的美德却不自夸，考虑问题通透明智，说话委婉令人接受。遵循着仁义之道实现理想，自立自强。他表现出来的从容似乎很容易被超越，但最终却又不能达到。相较于圣人，君子人格是可以看得到的，是可以达成的品行高度。“君子” 作为 “圣人” 现实性的概念，必然能够通过经世济民的方式付诸实践。圣人和君子的存在，使得儒家思想既充满 “实用” 的理想主义，又怀抱着自信的乐观主义。[5]
《中庸》是子思为了孔子思想能够保留传承而写的。朱熹将此理解为三点：天命率性、择善固执、君子时中。天命率性谓之道，从性善派的角度来讲，人的本性是上天所赐予的，天性本来干净、纯洁、善良、无私，按照上天赐予的人道和人性去做人做事，就能走出一条康庄大道，这是择善、时中得以可能的基础；择善固执谓坚守，“择善” 要有充分的智慧，“固执” 要勇毅果敢坚持不懈，对的事就要坚持到底，也是君子能够时中的前提；君子时中谓有度，君子的行为要按照一定的原则合乎时宜、于时迁徙，言行若想要获得好的效果，恰如其分的曲和伸十分重要，也是君子在行为上的最高标准。这三者层层递进，君子成为了可以通过后天修炼达到的最高人格理想。
在《中庸》看来，人的可教就在于 “中和”，教育的作用在于 “致中和”。喜、怒、哀、乐没有表现出来的时候叫作 “中”，表现出来并且全部符合节度规范就叫作 “和”。“中” 是人的情感不受外力干扰的、与生俱来的一种自然状态，“和” 是指人的情感得以流露，达到公正的状态。[6]“致中和” 是君子观的价值追求，首先人要有至诚无欲的态度，人到了至诚的程度，就可以坦然有道；其次，要有庸常和行而不倦的精神，使自身的道德修养能够达到不偏不倚、不走极端、内外和谐统一，使自己的行动符合天道的要求，如此也就成为了君子。
“中和” 是性、是道、是宇宙的本来状态，“致中和” 是喜怒哀乐的自然状态与应然状态的统一。《中庸》强调，要达到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致” 是推广与达到之意，“致中和” 就是用中和之道来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各种关系。一旦达到中和，天地万事万物各在其位，运行有常，人人各司其责，社会井然有序，这就逐渐接近了《中庸》第三十章所言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的理想状态。由此，《中庸》把 “中” 视为 “天下之大本”，把 “和” 视为 “天下之达道”。
三、君子的道德要求
何为君子？君子的标准古有仁、义、礼、智、信、勇、和而不同、自强不息等标准，后来逐渐明确为仁义礼智信。宋代以后，君子的追求被概括为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如何成为君子？儒家把成为君子的方法总结为 “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是中心环节，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是明明德的功夫，平天下是止于至善的显现。落到实处，则需要修身养性、敏而好学、知行合一、君子慎独。
修身养性。“修身” 所修的是心，是为一己精神品格向着至善至上的境界提升所作出的努力。“修齐治平” 作为儒家所倡导的君子追求，一切的发端源于锤炼自我心性修为。《大学》指出，修身是对所有人的期望，不论是天子诸侯还是平民百姓，都要以修养品德为根本，都应在自修中不断提升道德修养。“养性” 养的是人之本性，养的是仁、义、礼、智四种善端，养的是浩然之气。朱熹曾说，圣言妙缊无穷意，涵泳从容只自知，意为需在从容之境中潜心学习、反复感知、涵泳性情。[7] 若是人们不能将修身养性作为人之根本，就不可能管理好自身，管理好家族，治理好国家，天下也不能太平。因此，每个人都应当努力提升自我修为。
敏而好学。君子除了要有高尚的道德情操，还要有深厚丰富的文化素养，但周朝的礼乐传授在官府，使教育染上等级性的色彩。上层阶级垄断了受教育的权力，致使下层人民无缘于学校教育。礼、乐、射、御、书、数等成为贵族必修课，无法接受教育的庶人与奴隶是不可能成为君子的。春秋时，孔子认为 “有教无类”，贵族贫民都应该接受教育。但是在礼乐崩坏的社会背景之下，孔子知道很难有人可以达到圣人的高度。但退一步，成为君子还是很有可能的。而成为君子的主要途径之一便是学习。朱熹也认为，穷究事物道理，致使知性通达至极，要推究事物的原理来获得知识。
知行合一。“知行合一” 是《大学》《中庸》的经典伦理命题。“知行” 不仅意味着认识与实践，更包含着道德伦理的含义。“以天下为己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修齐治平” 都是 “知行合一” 的表现形式。君子之所以成为君子，不仅在于内心深谙道德伦理规范，更在于身体力行，以自身实践恪守道德规范。知与行相辅相成，共同营造出崇尚道德理想的社会氛围。朱熹说：“致知力行，用功不可偏…… 但只要分先后轻重，论先后当以致知为先，论轻重当以力行为重。” 朱熹认为，只有先知晓事物的运行规律，即 “天道”，否则人的实践就有可能是违背天理的错误。[8]
君子慎独。“慎独” 是儒家的重要概念之一，体现个人道德修养，是个人风范的最高境界。“慎独” 一词出现于《礼记》，在《大学》中解释 “正心”“诚意” 时提到慎独。慎独的必要性在于：“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 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慎独” 是一个人自我道德修养的重要体现，也是区别君子与小人的一个重要标准。
《中庸》也提及慎独，但表达不同：“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即言幽暗之中，细微之事，迹虽未形而几则已动，人虽不知而己独知之，则是天下之事，无有明显而过于此者，强调了慎独的重要性。[9] 遵循世间运行的规律就是遵循 “道”，“道” 是一刻都不可以背离的，能够背离的一定不是 “道”。所以君子在别人看不到、听不见的地方仍然会时刻保持自省，遵守道义，克己复礼，自觉遵守道德要求，因为在越隐蔽、越细微之处，越容易暴露本性。所以，道德高尚的君子在独自一人时要比平常更加谨慎小心。《中庸》所言 “慎” 不仅是小心，更是要怀有戒惧之心，反映了儒家思想对 “慎独” 的高度重视。
四、“君子观” 的当代意义
“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品…… 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10] 朱熹的君子观是一笔文化遗产，更是一笔精神财富。在当下，总结、继承并不意味着全盘接收，应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将君子观同时代精神结合起来，从而将其融入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力求在最大程度上实现君子人格的现代价值。
（一）发掘自省意识培养健全人格
人无德不立。修身立德、“慎独”、自省是每一个时代都应遵循的道德规范，对于塑造健全人格具有重要意义，它本身所蕴含的自觉性、独立性、内在愉悦性等特点，与新时代倡导的公民道德规范的内涵具有高度契合性，有利于人们提升个体道德自觉，增强网络空间的道德自律，引导人们树立民族自信心和历史责任感。君子观中 “修身养性”“君子慎独” 主张回归到人本身，回归到人的内心来寻求自身道德修养的价值和意义，真诚地做人做事。这种 “反求诸己” 的道德修养方式对于成就理想人格有着重要作用。克己、自省是 “慎独” 的内涵所在，它们能够磨砺人们的道德意志，是道德认知和道德情感向道德实践转化的节点，是培养健全人格的关键因素，一个人道德意志的强弱决定了他能否坚持内心道德信念、塑造向善向美的意愿、实现自我超越。邓小平同志曾指出，要 “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物质极大丰富的新时代，精神世界的塑造就变得更为重要和紧迫，人们更要在精神层面进行自我要求和提升，培育健全人格，实现社会价值。
（二）增强时代新人的家国担当
儒家思想中，不乏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的担当精神，不乏 “公而忘私，国而忘家” 的爱国情怀，成为君子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 “治国、平天下”。在数千年的中华文明中，爱国是永恒不变的主题，也成为了中华儿女的精神坐标。“慎独” 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引导人们担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任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这就要求所有中华儿女都要投入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中去，尽弘道经世之责，传承中华儿女忧国忧民、艰苦奋斗、以天下为己任的历史责任感和精神使命。当今我们处在和平年代，需要我们做的就是以高昂的精神状态投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当中去。
（三）倡导反躬践实促进社会和谐
马克思认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1] 自我道德的提升有助于良好社会风尚的形成。敏而好学、知行合一的独特魅力不仅体现在个人学识的增长、修养的提升上，还体现在能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提供丰富的伦理文化资源。通过勤于观察思考、实践检验改进、反思总结及内心修养，个体在 “自省”“格物致知” 的过程中不断促进知行转化，实现知行合一。这种方法不仅有助于提升个人的认知和道德水平，还能推动整体社会的道德进步与发展。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在道德建设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一大批优秀道德模范扎根在社会建设一线。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当今社会仍存在着信仰缺失、道德失范、行为偏轨等问题。这些问题归根到底依然是自律问题。空谈误国，必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个体的行动，把 “成为君子” 作为一种道德追求来规范、约束个体的行为，才能从根本上凝心聚力促进社会和谐。
结语
《中庸》的 “君子观” 是一个极富人文关怀的儒家观念，《中庸》通篇都在阐释 “君子” 观念在人的体现上的终极奥义。君子这一传统的理想人格在为中国人提升道德水平与文化素养方面发挥过相当重要的作用。从孔、孟到战国四公子再到戊戌六君子，君子的内涵在中华大地上日益丰富生生不息，成为华夏儿女不懈追求的精神境界，是中华儿女在国破家亡时依然能够坚守正道的精神家园。我们应当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美德陶冶情操、培育价值观的独特作用，重新审视君子人格，取其合理之处，结合时代元素，勾勒出符合当代社会发展的君子人格。
注释
[1] 宋・黎靖德：《朱子语类》卷八十九，四库全书本，第 42 页。
[2] 宋・陆九渊：《象山先生全集》目录，四部丛刊本，第 11 页。
[3][5] 何善蒙、楼闻佳：《〈中庸〉的君子观 —— 以〈中庸章句〉为基础》，《集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 2 期，第 15-21 页。
[4] 李旭：《儒道传统文化与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人民网 — 理论频道。
[6] 靳浩辉、苏蓓蓓：《〈中庸〉德育思想的逻辑体系与当代价值》，《教育探索》，2018 年第 4 期，第 68-72 页。
[7] 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六，四部丛刊本，第 4 页。
[8] 王蓝晨：《中庸：孔子实践理性的原则是知行合一》，《汉字文化》，2019 第 20 期，第 127-129 页。
[9] 东汉・郑玄、唐・陆德明：《纂图互注礼记》卷第十六 “中庸第三十一”，四部丛刊本，第 1 页。
[10]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 499 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56 页。
（周艺涵：中共武夷山市委党校助理讲师，硕士研究生学历，主要研究方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朱子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