熹园文苑 | 明中期朱子学理气论的困境与趋向
转载自公众号：明儒读书会作者简介：李天新，深圳大学饶宗颐文化研究院副研究员。
本文原载《现代儒学（第9辑）：理学的思想空间》，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感谢作者授权转载。文章注释从略，引用请据原刊。
理气关系本质是对于宇宙根源与构成问题的探究，朱子理气论的核心即在于本原与构成两个视角：在理的世界，理在气先，有理而后有物，理不随时间空间而毁灭，理本体的超越性、永恒性是朱子理气论乃至其哲学体系的形上保证；而在物的世界，朱子讲理气关系是不离不杂的。这两个视角共同构成了完整的朱子理气学说体系。
然而这个复杂又精微的体系在明代遭遇到了质疑，不仅有来自阳明学谓朱子学为“支离”的严厉抨击，尊奉朱子学的学者亦不得不审视朱熹理气关系中一些潜在问题。现实中理管摄不得气的局面造成“气强理弱”的困境，正是出于这一共同的问题意识，明初朱子学理气论从“理在气先”转向对“理在气中”的彰显。降至明中期，胡居仁弟子余祐《性书》“理一气万”的观点遭到普遍的强烈的反对，魏校等学者提出“理随气具，各各不同”，这不仅在先后关系，更在生成层面的动与静、一与多突显了理气之间紧密不离。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魏校晚年在《体仁说》中更鲜明强调了“一理”、理主宰气等观点，这种回归体现了朱子学理气论中理本体的必要性，“理气不杂”必须和“理气不离”同时作为完整的体系被理解和接受。而正是在这种复杂纠葛中，既显示了朱子学理气论丰富的面向和可能的困境，也昭示了明清以降对理、气定义改变的先声。
一、“理在气先”到“理在气中”的转向
朱子理气论所遭遇的第一重困境是理在现实的管摄力度不足，从而导致“理在气中”以实现理对气的统摄这一理论转向。“理在气先”和“理在气中”原本都是朱子提出的命题，二者被放置在本原与构成两个不同的视角是不相违背的。而明初学者初衷在于强化理的现实效力，对朱子“理在气先”“理别是一物”等说法加以回避，而将“理在气中”作为单独的、重要的命题加以突显。
在探寻朱子理气论从“理在气先”到“理在气中”的重心转向时，有必要对朱子理气论本原与构成两个视角做简单介绍。朱子集前贤之大成的哲学体系确立了以理为本体的理气观，凡是存在物则必有其所存在之道理，在天地之间的一切造化，凡是能通过声音、颜色、外貌、具象而能呈现自我的，有是理才能有是物，没有确定性的气如何成形，在所有无穷的可能中为何有此形，便是因为逻辑上理先于气存在，因为有此理故而气成就此物之形状和性质。
在朱子自身理论体系中，理是唯一至高本体无可疑议；而世界如何生成，如何运作，就要转入生成构造论，就有气的问题掺杂进来。理作为本体存在，如何在现象世界中展现自身，形而上下的世界如何贯通，这就是朱子对“理气不离不杂”的经典论述：
所谓理与气，此决是二物。但在物上看，则二物浑沦，不可分开，各在一处，然不害二物之各为一物也。若在理上看，则虽未有物而已有物之理，然亦但有其理而已，未尝实有是物也。
一方面，理和气是截然区分的两个实体，这是理与气不杂的一面；另一方面，在现实可察可闻的存在中，理气是不可区分的状态，有气方有物，而一旦有气，则理同时存在于气中。须将这两个层面分析清楚，以理层面看，物尚未存在而已经存在物之理，这是理超越性和先验性的绝对立场，理在物先；以物层面看，理气浑沦不可分开，现实世界是气造作的产物，气与理一样是不随时间和空间毁坏的实体，这意味着理和气的关系始终是不离不杂的。因此朱熹并非二元论者，而是坚定的理本体论者，形而上的理是“本”，形而下的气是“末”，气是生物的直接材料，而理是存在的根本依据，推根究底存在之所以存在（存在的性质）是由理所决定的。
概言之，朱子的哲学体系中：理的世界（视角），理是至高形而上本体，理先在于天地万物存在，当然也逻辑上先于气而存在；物的世界（视角），理气浑沦不可区分，气能凝结造作生物便有理在其中，故而“理随气在”“理在气中”。所以纯粹以理论的逻辑性和自洽性而言，朱子的理气论借由理的视角和物的视角可以同时容纳“理在气先”“理气不离”等看似矛盾的命题。
理气的离合关系是朱子学理气论的根蒂，由此衍生的理气动静问题探讨万物现象如何生成，理气一与多的问题是作为结果的现象驳杂不齐应该如何解释。如果说单纯以理论推演，那么朱子已经通过“理气不离不杂”两个视角的阐释充分说明了理本体和理气生成的并行不悖，然而实际上理气问题在数百年间纠葛缠绕不断，溯其源头是朱子理气生成论中“气强理弱”“管他不得”的现实困境。
因此明代初期，困扰学者的主要问题是生成之时和生成之后的理气关系。形上层面的理本体既已无可增益，或者理本体作为至高存在已经不适合用言语描绘，故而明初大多学者也对这个层面避而不谈；但同时值得警惕的是生成现象层面“气强理弱”的实际情况威胁到理的现实效力，如何改变这个理论困境，就需要增强理的管摄力度，这是明初延续到明中期之所以强调“理在气中”的初衷。
薛瑄在其著作《读书录》中对理气先后等问题都有较多讨论，一方面，薛瑄对“理气不离不杂”的二层结构论依旧有较为清晰的认知：“周子‘无极而太极’，则纯以理言。至‘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则兼以气言矣。”周敦颐《太极图说》中太极与阴阳的关系是朱熹建立其理气论的重要文本，薛瑄分辨其中“无极而太极”是纯粹形而上层面的理世界，而动静生阴阳的状态是“理气不离”的形而下物世界。单从理解上来看，薛瑄并没有偏离朱子本意，而对于“理在气先”与阴阳无始可能的矛盾，薛瑄也做出了阐述：
是则太极或在静中，或在动中，虽不杂乎气，亦不离乎气也。若以太极在气先，则是气有断绝，而太极别为一悬空之物，而能生夫气矣。是岂“动静无端，阴阳无始”之谓乎？以是知前天地之终，今天地之始。气虽有动静之殊，实未尝有一息之断绝，而太极乃所以主宰流行乎其中也。
太极（理）本体是超越动静、贯穿动静的，在这点上薛瑄对朱子“理气不理不杂”的解释是相当精到的，顺承此逻辑推下，理不可能在气先，不可能是悬空之物，这个判断以经验认知、从现实世界角度出发也是没有错的，因此最终逻辑的结果就是不仅理本体永恒，而气也是不曾断绝的，正是因为气不曾断绝，故而理（太极）能够在其中主宰、流行。
通过这个语脉可以看出，明初期对气地位的抬升恰是为了显现理的主宰作用，或者从更为根本的问题看来，是解决理至高本体地位和其现实发用效力匹配性的困境。顺着这个思路也就能理解，为何薛瑄在“日光飞鸟”的譬喻中强调气有聚散，而又说气不曾断绝：
理无穷而气亦无穷，但理无改变而气有消息。如温热凉寒，气也；所以温热凉寒，理也。温尽热生，热尽凉生，凉尽寒生，寒尽温复生，循环不已。气有消息，而理则常主消息而不与之消息也。“气有聚散，理无聚散”，于此又可见。
理、气都具有无穷性，理本体不会改变，但气却有消长变化，薛瑄将可以经验观察到的事物和现象归为气，以气之所以然是理，可见薛瑄已经迈出“理在气中”这重要的一步，不过在理不离气同时能够承认理不杂于气：其所言“理虽不离气而独立，亦不杂气而无别”便是此意。薛瑄这一说法放置于朱子与明中期学者的理气论之间，具有明显的过渡意味。
为了解决朱子学理气论中理现实管摄力度不足的困境，薛瑄等明初理学家否定了“理在气先”这一命题，初衷在于增强理的效力而实际上提升了气的地位。朱子理气论延续至明代已经出现“理在气中”“理气不离”的转向，这种转向汇聚成强盛的思潮，待至明代中期，凡强调理本体或凸显理作为独立实体的理论均被严格拒斥，这就是余祐《性书》问世所体现的第二重困境，理不再被作为独立的实体所接受和理解。
二、“理一气万”与“理随气具”的争论
明中期理气困境的焦点展示在余祐和魏校等学者的论辩过程，其主线是以“理在气中”“理气不离”为主要前提，达成对生成论和人性论更为完善的阐释。“理一气万”来自杨廉对余祐《性书》观点的概括，这是说余祐理气论认理为一为浑全，而认气为多为差异，这显然是对“理气不杂”某种程度的发挥，却有过分割裂理气的嫌疑。“理随气具”出自魏校《与余子积论性书》，作为对“理在气中”的具体化命题，也首次由魏校提出并阐释，旨在反对余祐的“理一气万”，说明并不存在源头上理是一、生成时气是多这样截然的局面，而是“理一气一”“理万气万”，这就是“理随气具”。
围绕《性书》的争议是明中期朱子学的一个重要事件，而最遗憾和困惑的是余祐《性书》今已不存，只能通过他人反驳的文字来推测其观点，已有研究通过魏校、杨廉等人对余祐的批评来勾勒余祐的观点。然而这些概括毕竟是间接的、有限的，故而面对这个难题，下文将以魏校《与余子积论性书》为线索，不以余祐《性书》为中心，而是以魏校此时的思想立场为中心去看待这一重要的论争。
《与余子积论性书》中对余祐理气论的概括有两个核心观点，其一是“性合理气而成”，另一是“理一气万”说。“理一气万”说是指，余祐认为理是浑沦的，气是万殊是分别；“性合理气而成”的意思是，不能专说气是性，也不能专说理是性，只有理气糅合生人生物造成有偏有全，如此才能解释人物之间的差异性以及现实中善恶不齐的情况。
魏校看到《性书》前后有两种态度，先前的态度是认为余祐论性不对，而论理气却有道理，后期可能受到王道、杨廉等人往来通信的影响，认为余祐的性论之所以有误，根源正在于理气论，即认为“性合理气而成”的失误根源在于“理一气万”说不能成立。魏校反驳“理一气万”的理由是，余祐的说法根本上违背“理气不离”，应当“理一气一”“理万气万”。可见魏校的思路紧密承接着明初以来“理在气中”的思潮，即重视理对气的统摄能力，如薛瑄所言，理既然无穷、那么气也无穷，只有理气不间断，才能使气的生成流动运作是条理化的，这与魏校此时的立场若合符节。
那么反观余祐的“理一气万”说，即便仅凭魏校的引文和概述，亦可推想其观点来由，在朱子的理气论中，理作为本体是绝对的“一”，而气生成的现象是“多”，所以“理一气万”说可以是朱子两个视角的融合，理的视角“理”是“一”，物的视角“气”是“万”，而魏校所主张的“理一气一”“理万气万”，都是在物的视角的展开。
然而指出余祐和魏校对话的错位，并不是为了消解双方理气论的矛盾。换言之，在明代势头强盛的理去实体化浪潮亦必有其自身缘由，对理作为绝对的“一”这个层面或是误解，或是忽视，虽出之于强化理对气的管摄效力，亦是朱子理气论落在现实情境的某种必然走向。如魏校所指出：
尊兄谓理在万物各各浑全，就他分上该得处皆近于一偏而不得谓之理，则是此理沦于空虚。
余祐的“理一气万”说可能导致理沦为空虚之理，这与曹端对朱子“死理”的批评思路如出一辙。顺着这个逻辑，气既有活动性，而理必然要对气有所管摄，所以理也必须是活动的。因此余祐不承认理的多样、理的偏全，在明代早中期的思想氛围下会遭到严厉拒斥，几乎是一种必然的命运。
由“理一气万”说推演而来的“性合理气而成”也同样遭到排斥。通常一个学者的理气论与其性论应当吻合，否则其理论自身就会出现矛盾裂隙。而余祐《性书》的散佚让他的观点也只留孤语，为何在理气论鲜明“理一气万”却在性论说“性合理气而成”，在余祐自身理论中这两个观点如何沟通联合，凭借其他学者间接片段的转引，成为一个难以断言的问题。但是魏校对这个论点的批驳尚且可以分析：
今尊兄又谓性合理与气而成，则恐昧于形而上下之别，夫子曰“一阴一阳之谓道”，又曰“易有太极”，皆在气上直指此理而言，正以理气虽不相离、然亦不曾相杂。故又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气。若性合理气而成，则是形而上下者可以相杂，理在天地间元不曾与气杂，何独在人上便与气相杂？
魏校对余祐论性最大的批评是不区分形上形下，认为“性合理气”导致形上形下相杂，那么就会威胁孟子以来性善论传统，以及程朱理学的核心命题“性即理”。
但是魏校这一批评却无疑表明对朱子天命之性、气质之性区分的偏离，“性合理气”这个命题在朱子理论中并非错误，天命之性是“性即理”，而气质之性确实是性（理）落入气中，因此这里更多显示出魏校性论与朱子的不同。魏校反对天地之性、气质之性的二分，看似是对“性即理”问题的执守，其实已经扭转了“性”的义涵，并且有走向考据恢复古义的方法论转变。
在《与余子积论性书》中魏校也直接阐发了自己的理气论，魏校对“理”的定义和理解是：
理在天地间本非别有一物，只就气中该得如此便是理，人物之性又从何来？即天地所赋之理，亦非别有一物，各就他分上合当恁地。
这段话有两个层面，其一是从理与气关系对理进行定义，其二是从理与性的关系对性做出阐释。魏校将理重新阐定为“气中该得如此”，“气中”是理内在于气，“该得如此”是理对气的管控效力。魏校否认理“别有一物”，也可以说否认理是一物，“各就他分上合当恁地”就是说一物、一人、一事皆有个应当这样，这个应当这样就是“理”。因此魏校批评，果如余祐所说，理是一个浑沦，气是许多分别，这样在先后顺序上理和气是存在断裂的，且处于浑沦的理如何与许多分别的气搭挂起来，亦是余祐理论的缺陷之处。魏校以该当如此来定义“理”，气流行时分作许多，理即不是一物而只是原则，那如何分作许多和为何分作许多便是理。如此从逻辑来讲，源头初始时气亦是浑沦，并非如余祐认为，到了分别时才有气；而分别分化后，理亦能随气所到，呈现不同的样态，如气从浑沦时分出阴阳，分出五行，阳气之理便是健，阴气之理便是顺，理还有四德、五常等不同样态，总之有千万个不同的气分出来，就会随之有千万个不同的理随之俱在，这就是“理随气具”。但是理随气俱到，似乎削弱了理对气的主宰性，魏校则说明理的变化与活性恰是说明理充满流行，无空缺之处。在人性层面亦是，理就人分上合当如此便是性。可见在魏校此时的立论中，主要为了消解理的独存性和外在性，同时显露出为了在取消形而上层面后保持“性即理”做出的尝试。
纵观余祐《性书》引发的批评质疑，魏校的《与余子积论性书》主要对“理一气万”和“性合理气而成”两个观点做出反驳。然而魏校和余祐之间的争辩始终存在某种错位和误解，因为如果将“理一气万”或“性合理气”放置在朱子学理气论的本原与构成两个层面均有一定道理，但如果失去这两个不同的视角则不免陷于混乱。余祐理论的裂隙与其说是杂糅理气而混淆形上形下，不如说是“理一气万”的理气论偏重“理气不杂”，而“性合理气”却偏重“理气不离”，理气论上余祐坚持了“理气不杂”的观点，而生成论层面却说理气合而成性，倒向了“理气不离”的说法。如此朱子“理气不离不杂”的命题成了断裂的两个方面，“理气不杂”体现在宇宙构造层面，“理气不离”体现在人性气质层面，这不仅是违背朱子本义，而且必然会陷入理论困境。而魏校反驳时也只一味强调“理气不离”“理随气具”，显露出他既受到明代普遍的理去实体化倾向影响。
“理一气万”引发出“理随气具，各各不同”的观点，是对明初以来反对理气二物、彰显“理在气中”的直接继承。此时朱子本原与构成的两个视角被忽视，过分强调“理气不离”的倾向导致余祐原本可以放置在朱子理气论中得以理解的理气说、性说都被严厉拒斥。而朱子理气论的结构既被搁置，其中原本不悖的命题变得冲突且矛盾，明中期朱子学者所努力的正是在“理气一物”“理气不离”的命题下重新达成现象生成、人性善恶的合理解释。
三、“理一”“一理”的回归趋向
随着“理在气中”“理随气具”的逐渐强化，理的去实体化倾向愈发明显，此时留给朱子学者的困境在于，如果消解了本原的视角，否认理的独立性质，气化不齐的世界是否能承担价值的依托。明代朱子学者的初衷毕竟是为了增强理的效力而提升气的地位，诸如魏校乃至罗钦顺，他们虽然否认“理气为二物”，但这与将理看作为气的属性（例如戴震）是有区别的。以魏校为例，其中年主张“理气不离”，是“理随气具”说的提出者，而在稍后的学术阶段，魏校突显出“理一”“一理”对气的主宰性，在这样的曲折矛盾中，更加体现了朱子学理气论的结构根基。
魏校的学术生涯前后期略有微妙差异，《与余子积论性书》中魏校反对“理一气万”而主张“理随气具”，晚年《体仁说》中魏校又更加强调理主宰气这个观点。以时间分期来看，余祐出示《性书》在正德九年与魏校、王道南京相见之时，魏校《与余子积论性书》写在余祐居丧期间（正德十年[1515]），此时是魏校中年论学阶段，其《心说》《性说》《理气说》也较为详尽地阐述了他的理论，言辞字句和《与余子积论性书》十分相似，可并置而观。值得留意的是，在《心说》《性说》《理气说》三篇后有小字注曰：“先生晚年有士夫求心性理气说于门人毛希秉者，希秉以质之先生，先生曰此吾蚤年未定之论，勿与可也。”这段话表明在魏校晚年时《心说》《性说》《理气说》被他划至早年未定的论说，故而可以推论出，在和余祐论理气、论性的这个阶段，属于魏校中年思想。从内容来看，《体仁说》的确是对之前论理气、论性等观点的统合与精炼，可以视作其晚年成熟期的理论。不过，也不应当过分夸大魏校中年与晚年思想的差异，准确来说，《体仁说》是对《与余子积论性书》中理气论和性论的推进与深化。
魏校在《体仁说》对“理”的定义言辞更为精简，并且突显了“理一”的方面，可看作对《与余子积论性书》的调整和完善：
理者，气之主宰。理非别有一物，在气为主，只就气上该得如此处，便是理之发用，其所以该得如此，则理之本体然也。通宇宙全体，浑是一理，充塞流行，随气发用，在这里便该得如此，在那里又该得如彼，千变万化不同，人见用有许多，遂疑体亦有许多，不知只是一理所为，随在而异名耳，本体更无余二也。
首先，强调是对理定义为“气之主宰”。和余祐通信时，魏校主要解释“理在气中”，理气之间并不割裂；而此时更加成熟之后的表述，更突显了理是气的主宰这一面。当然魏校并没有彻底推翻之前的想法，理依旧不是别有一物，而只是存在于气中作为气的主宰。气该得如此就是理的发用，所以该得如此是理的本体。除了主宰性之外，魏校更强调了理的一贯性，即宇宙之间是一个理，只是随气发用有所不同，理的发用是多样的但是本体却是一。尤其明显的是，对“理”作为本体的强调，在《与余子积论性书》中是没有的。
更成熟的论学时期魏校发现，如果不提示理的主宰性和一贯性，那么朱子学的理气论甚至就面临被瓦解的局面，故而他并未推翻“理在气中”，同时说明理主宰气。单从“理气不离”这个论点来看，并不能说明学者立场是理本还是气本，即便到了反对超越形而上本体世界成为普遍潮流的明代中期，许多主张“理气不离”的学者从根本来讲还是理本论者，例如魏校和罗钦顺。就初衷而言，他们都尝试对朱子“气强理弱”说的某种补充证明，故而他们所说的“理”不再是山河大地陷落后依旧存在的“理”，而是内在于气中的“理”。
所以，在《体仁说》中魏校紧随其后解释了“气强理弱”的发问，认为：
纯粹至善者，理也。气有弗善，理亦末如之何，斯乃气强而理弱乎？曰：否，理该得如此而不能自如此，其能如此皆气为之也，气能如此而不能尽如此，滞于有迹、运复不齐故也。
无疑的是，理纯粹至善，但气有不善。理既然是气的主宰，这岂不就是“气强理弱”吗？魏校的回答是，理虽然是该得如此但却不能自如，要由气实际运作，但气滞碍于有迹，运作有不齐，所以本应该如此（理）却不能尽如此（理）。魏校从纯粹与驳杂（纯粹至善与有善有恶）对理气关系“不杂”的一面做出了论述，从逻辑来看，理是一而气是多，魏校说：“夫理冲漠无朕，无者不可分裂，所以一也；浑沦惟一，一者不可二杂，所以纯也。气有形，故可分，愈分则愈杂，美恶分，若有万不齐矣。”理是浑沦的、唯一的、纯粹的，而气是有形的、杂多的、可分的。魏校的观点进一步解释了朱熹的“气强理弱”说，理是纯粹至善，但在现实中发用的、显露的是理，即理要透过气来运作，理是气该得如此的应然，但是气不能尽如理所控制的，这是恶的来源。而气不能尽如此的原因，其一是受有限的躯体所限制（“滞于有迹”），这是个体层面的原因，其二是气化流行是本就有浑厚和浇薄不同时期的不同呈现（“运复不齐”），这是总体层面的原因。魏校言“理气合则一，违则二”，细思来看，此话意思是说，当理气相合时是一的关系，而二者相违则是二的关系，即理气的确存在不合与分离的情况。魏校举现实之例证说，如果秋天应该清肃，春天应该温厚，当季节如此周流运转如常时，我们并不能区分这是理还是气，因运转的气完全能载托着理，二者相与为一，这是理气合的状态，即气按照该得如此而真如此运作；但秋天不清肃，春天不温厚，则是理气相违而二分的情形，魏校以“气过不及”论之，言下之意理是那“中”那恰好处，但气有“过与不及”就会产生现实世界的反常、恶象等。
经过晚年的修订后，魏校的理气观在“理随气具，各各不同”的基础上更融合了余祐的“理一气万”这个说法，至少不再似中年时期那般与余祐泾渭分明。余祐《性书》的散佚也让我们无法得知他如何具体论证“理一气万”，但魏校总归在最后承认了理纯一无形，不可分裂，所以浑沦是一，而气有形可分，故而有不齐。各个不同，当下都有一个所以该得如此，这个不同正是相同处。这是魏校以此解释理一而随气有不同的呈现。气的原始状态只是混沌未分，此时理是一个浑沦的该得如此，等到气开辟分为阴阳，理亦出现健顺、五常的区别，二五错综而演化万物，在这里有一个该得如此，在那里有个该得如彼，因此理是一而随气各有不同。然而理作为气该得如此却不能如此时，是因为气自身的两个特性：滞于有迹和运复不齐。将先是的恶与不完善归结在气本身的特性，正是为了保持理的纯粹至善性，这可视作魏校最后的坚守。
总结来说，一方面，魏校认可“理随气在”，重视“理气不离”，因此反对余祐“理一气万”说，则理气之间不免有空隙存在，故而必须说“理一气一”“理万气万”，这并非为了强调数目上的特性，而是说理气不论在源头处还是生成后都是处于“不离”的状态，故而必须消解理的实体化特征，使理散遍在万物之中，而通过“理一分殊”阐发理的同一性和整体性。另一方面，晚年时期魏校对“一理”的突出强调，也说明他认识到只讲“理在气中”的“理气不离”是缺乏理论说服力的。他否认“理别是一物”，但“理在气中”“理气不离”导向的根本是理主宰气，理是气应该如此，这个应然的价值优先具有本体意义，这点尤其在《体仁说》中得到更精当完备的展示。这表明魏校后来不再鲜明反对余祐“理一气万”的说法，所以他又转而彰显了理主宰气的说法。虽然没有直接像朱子那样明显强调理是独立的形而上本体，魏校也发现单从参差不齐的现象界无法获得有理论效力的解释，所以需要突显理本体的主宰性和一贯性。
理气论归根结底是推寻万物本原与构造的逻辑，在纷繁现象中追寻原理与本体。如果认定世界只此一气流通，理是且仅是气的属性，例如魏校同时期的王道就秉持这样的观点，这已经彻底越出朱子学理气论的定义与框架，并且在朱子学者看来，这也是对继善成性工夫的瓦解，故而是不可接受的。在这种张力下对罗钦顺的理论初衷和局限亦可以有一种同情的理解。
结语：明代中期朱子学的理论特色及其走向
明代中期阳明学崛起的光芒多少掩盖了朱子学在此时间段的纷争与转变，聚焦在理气关系这一问题上则涉及理的去实体化过程。自朱子区分理和物两个视角，即保持理本体超越的形而上地位，同时强调现实物的世界是“理气不离、不杂”状态，这个理论一直面临着“气强理弱”的现实困境。现实善恶不齐的现象不免使人怀疑至高至善的理缺乏管摄效力，这构成了明初到明中朱子学者反思理气论的最初出发点。
正是出于对理的现实作用力的补强，从薛瑄到魏校、罗钦顺，反对“理在气先”，反对“理别是一物”，并不是要贬低理的地位；恰恰相反，强调“理气不离”、理气均不曾断绝，抬升气的地位，诸如此类的说法都是为了增强理在现实的管摄力。因为只有“理气不离”才能补救“气强理弱”，故而“理在气先”隐而不显，“理在气中”成为首要的、具有独立意义的命题。
明中期胡居仁弟子余祐《性书》的“理一气万”说与魏校“理随气具”说展开争论。余祐的观点强调理是浑沦，气是分殊，有着割裂理气的嫌疑，招致魏校、杨廉、罗钦顺等学者的一致批评。“理随气具”这一命题由魏校反对余祐“理一气万”说而被明确提出，承续“理在气中”。魏校认为理气不论从源头还是生成的各个阶段都是密不可分的，通过“该得如此”这个定义，魏校希望能够达成“理在气中”的理想化运作。魏校《与余子积论性书》的观点立场和论证逻辑典型体现了明中期朱子学理气论的转移走向，学者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放弃了朱子本原与构成两个视角，并对理气的分离表现出难以容忍的态度。
随着“理在气中”“理随气具”趋势的逐渐增强，朱子理气论本原的视角逐渐被忽视或忘却，但是如果仅仅将理看作气中的属性，则不免失去工夫践履的意义和终极价值的保证。由此审视魏校晚年《体仁说》对“一理”、理主宰气的强调，是对其中年理气论的深化和完善。魏校晚年的《体仁说》是对中年时期《与余子积论性书》《心说》《性说》《理气说》的深化与完善。最明显的一点是，魏校晚年不再鲜明反对余祐“理一气万”的说法，承认了理是纯一无形、不可分裂的浑沦一体，而气作为有形是可分的。魏校对于理本体的坚持体现为主张“理气不离”的同时强调理主宰气的统摄性，而对于现实中不完满的因素，魏校将之归咎在气化不齐等气本身的属性之中。这些说法都是以理为本体（不论是否明言）的典型表征，如果结合魏校亲身经历并参与对余祐的批驳，那么这种理论回归是更加意味深长的。因为在朱子理气论的体系内，不能否认在本原层面理独立的实体地位，“理气不离”和“理气不杂”必须作为完整的整体被理解和接受。
而作为整个理气论发展延续的余波，虽然明代初期对于气的重视是为了强化理本体对现实世界的掌控力，“理在气中”的初衷是为了说明本体不离现象，然而理“合当如是”的定义最后不免削弱了理“实”的一面。“理”应该作为超越的形上本体还是应该作为唯一实体的“气”的属性，这两种理解方式的论争体现为理的实体化和去实体化两个过程，降至明末王夫之、清代戴震对于理气的定义做出彻底扭转，而理解这种转变的理论逻辑，明中期理气关系动向是不可缺少的重要的环节。
来源：明儒读书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