熹园文苑 | 真德秀对朱子“格物致知”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真德秀（1178—1235）作为南宋晚期十分重要的理学家，曾在与众多朱子门人（如黄榦、詹体仁、李方子、李燔、陈宓）的交往论学和大量朱子书籍的阅读中树立了其朱子学信仰，朱门高弟黄榦（1152—1221）曾称其有成为朱门“护法大神” 的资质。而在南宋“庆元党禁”的背景下，真德秀也与魏了翁（1178—1237）等人一样为朱子学重获朝廷认可做出了重要贡献，推动了朱子学在南宋晚期的进一步发展。尽管已有学者注意到真德秀在诚学、敬论、心论、事理关系、帝王之学等问题上对朱子学理论有所继承、发展，但关于其对朱子“格物致知”理论继承与发展的研究则不多，值得发掘。具体而言，真德秀对朱子的《大学》诠释极为重视，他除了在《四书集编》《西山读书记》中全文照搬朱子的相关论述外，还在与门人子弟教授《大学》，以及向宋理宗进讲《大学》的过程中，积极以朱子的相关理论展开论述，并在其《西山读书记》和《大学衍义》部分内容的编写中丰富、发展了朱子的“格物致知”理论。兹从其对朱子“格物致知”理论的继承、“广大学”与“格物致知”理论的丰富、人君“格物致知之要”的提出等三个方面略作说明。

就理论形态而言，“格物致知”理论当属朱子学工夫论领域的重要问题。朱子作为宋代理学集大成者，对程颐“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的观点十分重视。他除了强调以主敬为“圣门第一义”外，也常常以“格物致知”理论来教授生徒，诠释经典，而“格物致知”亦成为朱子学的重要理论之一。就其具体内涵而言，朱子在《大学》“格物”《补传》中谈道：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

在这段文字中，朱子将“格物致知”解释为“即物穷理”，认为人应该通过人心的知觉作用去认识、穷究天下事物之理，从而实现心的“全体大用”。所谓“全体大用”，其实指的就是心能“具众理而应万事”，所以朱子才会有诸如“格物，是物物上穷其至理；致知，是吾心无所不知”、“格物，以理言也；致知，以心言也”等相关论述。由此而言，格物致知之说主要建立在理学“理一分殊”和心之虚灵知觉等相关理论基础之上，“格物”强调的是主体认识活动作用于对象而言，“致知”则是就主体所获得知识后的效验而言，二者紧密结合在一起，绝非是所谓的“两样工夫”。同时，对于应该如何从事“即物穷理”的相关活动，朱子曾在给宁宗皇帝的奏札、讲义中有过“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以及“穷理”应当先从心之体用、身之所具所接入手、进而外求事物之理等相关论述，突出了穷理须先从心身等切近者入手，且应以读书为要的基本特点。而就其“人之理不异于己”“物之理不异于人”等观点可知，朱子并非是真的认为其他人、物的具体属性、道理与自己毫无二致，而更多的是从“理一分殊”的角度突出了万物之理在其本原上的一致性，所以穷究人、物之理并非是指要对外在事物的所有知识都了如指掌、无所不知，而是应该从心之“全体大用”“具众理而应万事”的角度加以理解。从这个角度而言，尽管朱子的“格物”理论对事物知识的穷究十分关注，但其工夫之核心则在“致知”——实现心之“全体大用”上。换言之，“格物致知”理论并非一般认知意义上的知识论，而是与学者“修身”（即“内圣”）有关的“道德”知识，而这也是其穷理必以身心修养为先的主要原因。作为南宋晚期重要朱子学者的真德秀，亦对朱子的“格物致知”理论有所继承、丰富。首先，就其对“格物致知”的基本理解而言，真德秀曾与其子侄门人就此问题有所讨论，如他谈道：物，谓事物也。自吾一身以至于万事万物，皆各各有个道理，须要逐件穷究……何谓性？仁义礼智信是也。惟其有此五者，所以方名为人，我便当力行此五者，以不负天之所与。而所谓仁者是如何，义者是如何，礼智信又是如何，一一须理会得分晓，此乃穷一心之理。其次则我为人之子，事亲当如何；为人之弟，事兄当如何；为人之幼，事长当如何；逐件理会……以至事兄事长等事，一一如此穷究，此则穷一身之理也。心之与身，乃是最切要处，其他世间事物，皆用以渐考究，令其一一分明，皆所谓格物也。格训至，言于事物之理穷究到极至处也，穷理既到至处，则吾心之知识日明一日，既久且熟，则于天下之理无不通晓，故曰“格物而后知至也”，此一段圣人教人最紧要处。盖缘天下之理，能知得，方能行得，若知得一分，只是行得一分，知得十分，方能行得十分，所以用逐事穷竟也。

此处，真德秀以“事物”训“物”，以“至”字训“格”，基本接受了朱子对即物穷理的强调。同时，真德秀还在这段文字中对学者穷理的先后次序有所论述。在他看来，“心之与身乃是最切要处”，所以学者的穷理活动亦必须在对一心之理（仁义礼智信等）、一身之理（事亲、事兄、事长等）穷究至极的基础上，进而对其他世间事物之理进行考究，方能获得真知，并为个人的行为实践提供指导，做到知行合一，强调了“逐是穷竟”工夫的重要。

其次，真德秀还曾在教授门人的过程中指出：“今学者穷理之要，全在读书，如读此一书，须穷此一书道理，一字一句，都用考究，如未晓了，即须咨问师友，求其指归。”突出了学者读书当考究字句、咨询师友以求其义理、指归的重要性，继承了朱子以读书为“穷理之要”的基本观点。而关于学者应该如何读书，真德秀也曾在给门人周天骥的赠序中谈道：学必读书，然书不可以泛读，先《大学》，次《论》《孟》，而终之以《中庸》，经既明，然后可观史，此其序也。沈潜乎义训，反复乎句读，以身体之，以心验之，循序而渐进，熟读而精思，此其法也。

这里，真德秀认为读书当坚持先《大学》，次《论》《孟》，次《中庸》，次读经史的观点，其实也借鉴了程子“初学入德之门无如《大学》，其他莫如《论语》《孟子》”和朱子“必先观《论》《孟》《大学》《中庸》以考圣贤之意，读史以考存亡治乱之迹”等相关观点。

从这些情况可知，真德秀在以“即物穷理”为“格物致知”之基本内涵、先身心而后事物的穷理次序、以读书为穷理之要等相关内容上都接受了朱子的基本观点，并从“能知得，方能行得”等知行不离的角度突出了逐事穷理的重要性，并对程朱学者认为学者读书当先“四书”而后经史的观点有所接受，体现了其对朱子“格物致知”理论的高度继承。

真德秀在接受朱子“格物致知”和以读书为“穷理之要”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发展了“格物致知”的基本内容，这集中体现在其《西山读书记》“广大学”部分的编纂中。在这五卷中，真德秀从六个方面对《大学》所载格物致知、修身、齐家等相关内容有所丰富，除却其“广大学之五”“广大学之六”两部分是对修身、齐家问题有所补充外，其前四部分都是在对朱子“格物致知”理论进行丰富。兹据其主要内容制成简表如下：

1.“广大学之一”（读书讲明义理） 《易》要指、《书》要指、《诗》要指、《礼》要指、《春秋》要指、《论》《孟》要指、六经之教、六经之指、读书之序、读书之法、解经之法、以经典学习、讲明义理为格物致知的重要内容，并对部分经典要指和读书方法有所归纳 。

2.“广大学之二”（讲论古今人物而辨其是非） 《论语》所载子产、伯夷、叔齐、微生高、左丘明、孟之反、卫公子等事，《孟子》所载陈仲子、匡章事，程朱、张轼等对古今人物的讨论 以“讲论古今人物是非” 为“格物致知”之一端，突出以“至公之理”为评判标准和以之“反观己之得失”的重要性 。

3.“广大学之三”（应接事物而处其当以《孟子》所载舜为天子、瞽瞍杀人事为主以“应接事物”为格物致知之事，强调了“本义理而参时势”这一处事原则的重要性。

4.“广大学之四”（涉及因象穷理、知行并进等问题）《论语》“五十以学《易》”，《周易》64 卦《象》辞；《论语》《孟子》所载孔孟称水事；《尚书》《周易》《论语》及程颐、吕祖谦、朱子、张栻对知行问题的论述： 1. 以易理突出“因象而推其理”的重要；2. 以孔孟因水而论“道体无息”“为学有本”等事强调学者穷理亦当由浅入深、由象识理；3. 对知行并进问题有所讨论 。

从表格可知，真德秀对朱子“格物致知”理论的丰富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真德秀在程颐“读书讲明义理”、朱子“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等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以程朱之说对《易》《书》《诗》《礼》《春秋》《论》《孟》等经典要指作出概括，而对于孔子之前六经未备等情况，真德秀也谈道：或谓孔子之前六经未备，教者何以为教、学者何以为学哉？曰：经之书虽未备，而经之理已具于人心。故以温柔敦厚教之者，即《诗》之教；以疏通知远教之者，即《书》之教也；其它皆然。然六经未备，则学者难为功；六经既备，则学者易为力。今之学者学此经，则当思有得于经者何如。学《诗》矣，吾之德果温柔敦厚矣乎！学《书》矣，吾之徳果疏通知远矣乎！必如是而深思焉，如是而自勉焉，庶乎为善学经者，不然，则章句而已耳！训义而已耳！其何益哉！ 在这段文字中，真德秀认为即便是在经书未备之时，经书所言温柔敦厚、疏通知远等“理”其实早已“具于人心”，故从为教本质的角度，六经未备之前与六经产生之后的为教内涵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但经书产生之前则“学者难为功”，而经书产生之后则“学者易为力”。所以，真德秀在肯定六经学习之重要性的同时，也指出经典学习必须于自身加以深思、自勉，决不可徒为章句、训义之学。此外，真德秀还在这一部分进一步对经典阅读过程中诸如读书之序、读书之法、解经之法等问题都有所讨论，作出了较为全面的总结，丰富了程朱等人以阅读、学习儒家经典作为格物致知主要途径的基本理论。

第二，真德秀借鉴了程颐“讲论古今人物而辨其是非”的观点，并在程颐、朱子等人对宋以前相关历史人物评价的基础上，对孟子的论人之法有所总结。如他谈道：“孟子论人物……以其察世俗之毁誉，而断之以至公之理，深得论人之法。”真德秀强调学者要在了解世俗毁誉情况的前提下，进一步以“至公之理”作为历史人物是非评判的标准，体现了其臧否人物务为客观、公正的基本态度。而结合其乙记中对历代人君、辅相事业的考论可知，真德秀对品评古今人物是非的重视，其实也体现了其以史学议论、以史为鉴等思想来对朱子格物致知内容进行丰富的尝试。

第三，真德秀接受了程颐对学者应事接物问题的重视，并在孟子关于瞽瞍杀人、舜可窃负而逃的分析中，强调学者当坚持“本之以义理，参之以时势”的基本原则，如他谈道：程子以应接事物而处其当否为格物致知之一事，然所谓处事之方，不过本之以义理，而参之以时与势而已。 显然，真德秀在借鉴程颐以应事接物也作为学者格物致知之事的同时，突出了在具体行为实践过程中，格物致知除了包括对事物义理的掌握之外，还须结合相关时势特点进行综合判断，体现了其以孟子经权理论来对朱子格物致知理论进行丰富的特点。

第四，真德秀在结合《周易》象辞“有是象则有是理”以及孔、孟观水而悟“道体无息”“为学有本”等相关特点的前提下，强调了学者穷理也需由浅入深、由象及理，如他谈道：盖有是象，则有是理，理与象未尝相离……在圣人，则物自格知自至，不待穷索而知之，学者则当因象而推其理，故列此于格物致知之条，使学者知天地之间相塞充满，无非至道，诚能虚心以体之，则耳目所接，妙理粲然，而形而上者真不在形而下者之外矣。此处，真德秀从《周易》“有是象则有是理”的角度出发，突出了形上之理必存在于形下之象中的重要性，并指出圣人虽于象、理不须待穷索而知，而学者则须因象以推求其理。此外，真德秀也在孔孟观水而悟“道体之无息”“而明为学之有本”的讨论中也强调了学者由“至显之象而识至微之理”的重要性。

整体而言，真德秀在《西山读书记》甲记“广大学”前四部分中对读书讲明义理、考论古今人物而辨其是非、应事接物而处其当、因象以穷理等内容的编写，一方面是在程朱等人相关观点的基础上有所总结，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其对朱子“格物致知”理论的深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