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讯 | 《福建书院史》序
作者简介
邓洪波，湖南岳阳人，历史学博士，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现任岳麓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湖南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中国四库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书院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书院学会副会长、湖南省书院研究会副会长，湖南省社科重点基地中国四库学中心首席专家、湖南省高校社科重点基地书院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首席专家，《中国书院》副主编，《中国四库学》主编。
《福建书院史（上下册）》
正文部分
方彦寿先生的著作集，将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其中的《福建书院史》，命我作序。全书80万余言，分上下两册，可谓皇皇巨著，要读一遍都不容易，遑论评说。最近事多，加之有关中国与东亚书院文献的两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需要扫尾、开题，有些忙乱，不敢应承。与方先生交往几十年，谊在师友之间。先是未见其人，而在《文献》拜读其有关刻书藏书的文章，后又因为书院在其主编的《朱子文化》发文，在国内外各地开会讨论，一路书香，沐其春风，受惠良多。推辞不获，遂应差命。
书院是儒家士人围绕着书，进行文化积累、研究、创造和传播的文化教育组织。在儒家的教育版图中，鲁国孔子祖述尧舜，删正《诗》《书》《礼》《乐》《易》《春秋》，讲学杏坛，打破学在官府的态势，开创私人讲学的传统，构建六经经学体系，是先秦儒家的代表。闽省朱子则统承孔孟，道衍周程，官学私学并重，开创书院讲学的传统，构建《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经学体系，集成新儒学，形成官学、私学、书院三足鼎立的儒学教育体系。
在中国书院历史的谱系中，福建地位特殊而重要，而方先生居建本之乡，其学术研究由刻书、藏书起家，坐拥大量文献，故其《福建书院史》以福建教育溯源与唐五代书院、北宋福建书院、朱熹之前的南宋福建书院、朱熹时代的南宋福建书院、后朱熹时代的南宋福建书院、元代福建书院、明代福建书院、清代福建书院（上）、清代福建书院（下）、朱子学与台湾书院、福建书院的文化遗产等十一章谋篇布局，洋洋数十万言，且前有福建书院的发展源流作引言，后附福建历代书院表，可谓宏阔。
拜读全书，收获颇多，谨择其大要者记录如下，以就教于方先生与天下书院研究诸同仁。
第一，一部《福建书院史》，可当半部《中国书院史》。福建书院起于唐五代，历宋元明清弦歌不断，今日更有复兴之势，历史链条完整，且书院数量众多，在全国的排序中唐代为并列第一名、五代并列第二名、宋代第三名、元代第四名、明代第三名、清代第四名，位居前列，属于书院发达地区。从某种意义上说，福建一省书院之发展历程，即可缩写我国书院发展之历程，具有代表性。
第二，福建是中国书院精神的策源地之一。书院起源于唐代之民间与官府，而定章建制则在两宋，尤其在南宋。它的最大特点是，在学术大师的指导下，书院作为一种文化教育制度得以完全确立。其突出表征是书院与理学的一体化，确立书院的价值体系、学术谱系、精神品格。当年，朱熹与他同时代的学术大师如张栻、吕祖谦、陆九渊一起，肩负着发展学术的时代使命，承唐代书院整理典籍、辨彰学术之绪，以书院为基地，各自集合大批学者，努力经营自己的学派，总合古今学说，集成学术成就，再造民族精神，将学术与书院的发展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并由此开创出一个书院与学术一体化的传统。其中，年高望重的朱熹，作为领袖中的领袖，在闽浙湘赣经营数十年，尤以福建为主场，以《白鹿洞书院揭示》为载体，凝聚书院精神，率先垂范，起到了灵魂、旗帜的引领作用。《福建书院史》分“朱熹之前”“朱熹时代”“后朱熹时代”三章来铺陈这段历史，突出朱熹书院精神领袖的地位，可谓匠心独具。从此，书院与教育、学术结合，形成魅力无限的文化人格的精神特征，影响着中国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甚至走出国门，推广移植到东国朝鲜、东洋日本、南洋各国、越南，乃至西洋意大利和美国，成了东方儒家文明的符号与象征。
第三，福建是书院与学术一体化的典型代表。在南宋，朱子确立书院制度的理论与实践，可圈可点，如“退六经于四书之后”，构建四书经学体系，将《四书章句集注》列为书院教材，以《大学》“三纲八目”、《小学》洒扫应对来区分教育阶段，以为己之学、学贵立志、变化气质为教育目的，以升堂讲学、个别辅导、集体讨论、相与讲贯、互相问疑为教学方法；如书院祭祀首创“四配”，奉祀学派先贤于祠宇，配合儒家道统而构建学统。在明代，当王、湛两位大师讲学武夷山，心学风头正盛之时，省城福州创建道南书院、刊刻《道南书院录》，强调的是从二程到杨时到朱熹的道南一脉的理学传统，此即王湛心学与程朱理学的并存、时代与历史的交融。在清代，张伯行、李光地、左宗棠等，跨越近两个世纪，在福建省城鳌峰书院、正谊书院，以《正谊堂全书》为载体，是书院代行国家整理出版一代学术成果的创例，它实际上构建起有清一代程朱理学的学术体系。
第四，福建是中国书院制度的模范试验区。在唐代，松洲书院在县级“乡校”和私家“别业”间的转换，体现了书院草创期的探索努力。在宋代，除了上述朱熹以理学精神制定《白鹿洞书院学规》规范书院制度之外，要特别揭示状元知府徐元杰在延平府将府学与府办书院一体规划的试验，它是南宋后期福建地方官处理书院官学化的有益尝试，这些具载在《延平郡学及书院诸学榜》《延平书院揭示》中，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在明代，万历年间福州共学书院招收八闽士子习读讲会，开启省会书院建设的先河，而《共学书院会规》立春秋大会、每月小会之制，设云、龙、风、虎、明、照、类、求八社，各立会长主持社中诸生会课，八会长“公举”院长，设置纪名簿、纪言簿、文会总簿等记录参会者与讲会基本信息，皆属讲会书院的制度创新。当然，到访的朝鲜学者鲁认在福州两贤祠书院的活动，以及回国之后以“武夷书院”为名，图文并茂予以介绍，更是福建书院国际性的具体体现。在清代，雍正年间，全省各府州县包括台湾一府四县在内，普遍奉文设立正音书院百余所，普及官话，克服方言带来的交流障碍，更是一个了不起的制度创举；光绪年间，厦门博闻书院向公众发放借书“执照”，这是现代图书馆“读者证”的光绪版，是书院藏书制度从古代走向近现代的突破。
第五，高扬朱子道东大旗，以闽学化育联系海东的台湾诸生与民众，是福建书院的最大特色。清代自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设置台湾府，福建省辖区即跨越海峡两岸，到光绪十一年（1885年）台湾府升格为台湾省，始得闽台两省并称，而十年之后，甲午战败，台湾割让日本。也就是说，有清一代200余年，台湾府有200年时间皆在福建省治下，与大陆的福州府、建宁府、泉州府等平级，由闽浙总督、福建巡抚统领节制，政治、文化、教育等政策高度一元化。这使得台湾书院的历史，就与以传播朱子学的福建书院的历史具有不可分割的天然联系。台湾书院与福建其他各府州的书院一样，皆以“明大义、端学则、务实学、崇经史、正文体、慎交游”“端士习、重师友、立课程、敦实行、看书理、正文体、崇诗学、习举业”教士，成为以朱子学为代表的闽学的最重要的传播基地。在以闽学治台的政策导向中，台湾书院起到了振兴纲纪、教化民众、改善社会风气、培育社会人才、促进台湾经济文化和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作用；也从书院教育这一独特的角度，起到了维系两岸同根同源和血脉相连骨肉亲情的巨大作用。
以上这些，乃粗略言之，其主线是教育与学术，此则正是福建书院的主体与灵魂。若此成立，则方先生《福建书院史》一书，理当作为福建千年文化史来读。
是为序。
（作者系中国书院学会副会长，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福建日报·新福建客户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