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网_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
早就知道武夷山有一个城村，是很有名的古村落，曾去过几次汉城遗址参观，面对城村也只是遥望了几眼，始终没有机会踏进村头。2012年12月13日下午，李侗文化研究会接待台湾新北市的李彦豪宗亲到城村查找族谱，要我陪同前往，城村的颜貌终于展现在面前。
与大多数闽北村庄不同，城村的布局很有特色。因为地处小盆地，没有起伏的错落感，但巷道纵横交错，如同田畴阡陌交通。下车之后进入眼帘的不是民居，而是寺庙。村头的正中央，樟树影映着一座古寺，面阔三间，红柱黑瓦，高耸门楼。门楼四脊，中有鼎形物饰。下悬蓝底黄字“汉城兴福寺”竖匾；门楣为“感显应难”横匾。“兴福”之名应该是取其祥瑞，估计这方法师冥感灵应，曾经“造福”一方，才有尊居村头的资格。横匾下方，大梁横跨，雕龙高卧，古色古香，只是来去匆匆未能进入庙中一看究竟。
兴福寺左侧，一条鹅卵石铺设的巷道向村中延伸，巷口一座建于清代的坊牌，是城村古村的另一表征。门楼四坡，中脊两端粗脊，似弯曲鱼尾，端庄厚重；四坡之脊为燕尾脊，轻灵生动。檐下竖“百岁坊” 、“四朝逸老”匾各一方，蕴蔚古风。“逸老”一词出自《庄子》：“老我以生，逸我以老。”意为遁世隐居的老人，或安乐养老之地，看来城村历史上被誉为仙境之地。兴福寺的右侧则是一座赵氏家祠。家祠大门及左右三面砖砌，门楼浑厚、凝重，楣眼雕饰花草，下有石刻阳文“赵氏家祠”，字体苍劲。石砌拱门，左右对联为“西罗宝地奠基业，古粤城村衍子孙”。门口一小坪，鹅卵石铺就，绿草依稀，石条、立柱横竖其间。据说，赵氏是最早入居城村的居民，至今人口有800多人，从家祠的规制和门口石条看，证实了赵姓是城村的旺族，而且估计有先人宦海的历史。
赵氏家祠的正对面，是通往村庄中心的横街。说是街其实是巷，涓涓细流环绕墙沟，鳞次栉比的民居，或木桓栅栏，凭栏可望；或门楼耸立，古韵犹存……数步之外，有慈云阁一座，与民居毗邻。慈云阁原名大悲阁，以阁内供奉大悲佛像得名。大悲是佛教语，菩萨悲心广大，谓之大悲。《大般涅槃经》曰：“三世诸世尊，大悲为根本……若无大悲者，是则不名佛。”城村慈云阁建于明代，但庙中香烟清淡，或许是佛主养尊处优，未能得到善男信女的信赖。
寻根谒祖是此次城村之行的目的，台湾新北市的李氏宗亲要寻找的是他们祖先福延公。据说，新北市的李氏族谱中有福延公的记载，他们的祖先来自漳州平和，而城村《李氏宗谱》中也有此人。
一个人有两种“血脉”：一种是宗亲血脉，它构成生生不息的世系源流；一种是文化血脉，它构成家族的精神情怀，而两种“血脉”都融汇在物构的祠堂之中。李氏家祠在城村大街，建于明末。祠不大但文化厚重，祠堂门额的花草鸟兽、人物故事砖雕，惟妙惟肖，栩栩如生。祠堂内灯笼高挂、素兰馨香、文化气息浓郁。从柱间的“陇西传世族，理学振家声”的楹联可以看出，这里的李氏也出自陇西一脉，又以李延平（李侗）为荣，用族谱的话说就是“上承唐室之源，下接剑浦之脉”。（三十三代裔孙附生西垣希庚《重修宗谱源流新序》）同时，以理学为传家之本。城村李氏当然知道，他们的祖先李侗是宋代的理学家，还是大理学家朱熹的老师，但朱熹是理学集大成者，形成了“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宋元学案》卷四十八《晦翁学案》）的理学思想体系。城村李氏没有以李侗的后裔自居，而是博采诸家之长，把朱熹的“读书起家之本，和顺齐家之本，循理保家之本，勤俭治家之本”作为宗族的座右铭，让人读来亲切。
城村的西南面是被誉为“闽越王城”或“闽越军事城堡”的古汉城，城村的先民是否见过这座汉城的辉煌，是否与那位具有王者之尊的余善有过一面之交不得而知，但与一代宗师朱熹应该有过谋面。距城村仅50米的东面有崇阳溪穿流而过，并有古码头。上游数十里的溪畔有“朱子渡”石碑，石文曰：“中国文化史上的巨人，封建时代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朱熹。在他七十一年的生命历程中，有半个多世纪是在武夷山度过的。他立身武夷，游学闽北，足迹遍及江南，终成理学之集大成者。他居武夷时，经常从此渡出发，泛舟崇溪到各地讲学。此处古渡后人称之为‘朱子渡’。”从朱熹说的“放下水船”（《朱子语类》卷五十三《孟子三》，第1291页）来看，朱熹当年从五夫到南剑州拜李侗为师应该也是乘木船。因为汉代建安（今建瓯）就设造船场并造雀船，朱熹穷天物人事，又勤于著述，当不会徒步数百里之遥浪费时光。而舟船航行崇溪必经城村，当地居民应该认识这位先贤，或许朱熹到各地讲学时，也拜访过这个古村落，甚至也穷“汉城”之理。
城村的祠堂、寺庙都挤在密集的民居当中。走出李氏家祠，迎面而来的是十字岔口上的“神亭”。名为神亭，却无壮观之构，亦无聿新之貌，只是檩檐几橼，小坛一爿。庙中常有言“寺不在高有僧则名，殿不在大有佛则灵”。有趣的是，虽然称神亭实为供佛。村民称神亭所供是当地叫“四珠”的一位佛主，可能确实灵验才敢用此名头，否则不敢妄自尊大。当然这也是城村人聪明之处，在人们看来，既要采集渔猎，又要刀耕火种，百病难免，天灾无穷，供一佛而驱百鬼，既免鸠工之累，又免祭神之烦，一举多得。一炷香，一根烛，通祈诸愿，百患俱弥。更有趣的是，在这里第一次“听”到佛的“言语”，“神亭”门楣上“如是我闻”横匾，似乎告知人们：不要以为我无形无影、无足无目，你的一言一行都了然我心，可谓精妙。
认祖归宗、睦宗敬祖，是中华民族数千年的传统，一个祖先的名字，凝结着宗族的情感，也是一条坚固的纽带，让李彦豪先生不辞辛劳横渡海峡、千里寻根。李金生是城村李氏宗亲的一员，他家所藏的一部《李氏宗谱》多达21多册，一个箱子外加一个农资袋，把城村李氏的历史文化都沉淀在这里。匆匆翻阅，城村李氏的由来跃然纸上，“崇安县祖季达公”。 季达是李友直之子，而李友直是李侗之长子。可见，武夷山的李氏是李侗的后裔无疑。另有数篇序言详细记述了季达后裔迁居城村的具体过程：“迄延平文靖公四世孙夷则生子三，（长）小一居南窠次，小二居邵武，幼小三居后山，而小一公十四世孙顺六公乃三九公之父、宝七公之祖自南窠迁居古粤。”（三十二代孙志邦《重修宗谱新序》）又说：“延平文靖公十四裔孙顺六公迁居古粤，迄今二十余世，虽则生齿浩繁，其间事农业者多矣，即执艺牵车者亦不少，惟读书上进之人寂如也。”（三十二代裔孙邑庠生宴园际春《重修宗谱新序》）虽然这里有“小一公十四世孙”、“文靖公十四裔孙”的不同说法，但都指向迁居城村的最早开基祖是“顺六”。李氏宗祠内《城村李氏历史由来》呈现的大致梗概是：李侗“生三子，友直、友闻、友谅（实为次子友谅，三子友闻），友直授江西铅山县蒸生二子仲连、季达，季达从父奔丧路中被寇避难于洪桥，生二子夷则、佳则。夷则教读于潭阳，生三子小乙、小二、小三。小乙生万国居南窠，传至八代孙名顺六生子，三九、孙宝七和晋三于洪五年迁居城村，这是城村李氏历史的由来。”这里的“洪五年”应该是“洪武五年”，是明代开国皇帝的年号。也就是说，城村的李侗后裔是明洪武五年（1372）迁居城村开基的，在城村留下641年的足迹，至今已繁衍到第三十八代、280多人。
李侗的后裔除了繁衍到武夷山城村之外，族谱还记载有邵武祖纲公、贡川祖德谣公、乌石祖明公、福州白塘祖廷耀公、泉州南安祖丛公、湖头祖赤公、安溪祖君达公、仙店祖文明公、渐山祖清隐公等等。其中漳州平和的李氏开基祖是李福延，也就是族谱中记载的“侯山祖福延公”。“福延”当为“福建延平”之名的合称，以地名取名，为的是不忘祖居地，让后世子孙能够知道祖先的来源，不忘慎终追远。而台湾新北市李彦豪先生也是福延的后裔，他的祖先清代从平和迁居台湾。
世系、功业、嘉言、善行、行状等，是所有族谱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城村《李氏宗谱》也不例外。清人蓝理《重修宗谱新序》说，李氏族人以“理学传家”。蓝理等外姓士人之所以为《李氏宗谱》写序，盖因包括李侗在内的 “延平四贤” “上继往圣，下开来学，其有功吾道大矣”。（明游居敬《请从祀疏》）清人总结历史说：“人之足传，在有德，不在有位。世所相信，在能行，不在能言。”（清王永彬《围炉夜话》）又说：“士既多读书，必求读书而有用。”（同上）王永彬说得精彩，它蕴涵着一个普遍的道理：家有广厦，无以安人之适；家有狐裘，无以温人之暖；家有美食，无以美人之味。唯有德行才能流芳后世。李侗没有滔滔之言，却留下“默坐澄心，体认天理”（《宋元学案》卷三十九《豫章学案》）的静修风范；李侗没有科举的辉煌，却留下“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分殊耳”（同上）的至理名言；李侗没当过官，但40多年屏居水竹间，留下“独使一乡，化为善良”（宋汪应辰《李延平先生墓志铭》）的精神品格。这些品格与风范是城村李氏世代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
城村李氏的祖先李侗在宋代辉煌一时，因为他是道南学派的三传弟子，与杨时、罗从彦并称“南剑三先生”；朱熹成名后，四人并称为“延平四贤”、“闽学四贤”。但170多年后的城村李氏，学风中落，没有出现多少读书人。这种现象可以理解，因为元朝统治者将国人分为四等，知识分子的地位一落千丈，“九儒十丐”概括了当朝社会的现象，更严重的是元朝主政近90年，只举行过16次进士考试，录取进士1100多名，只有宋代闽北进士总数的一半多，“理学名邦”、“道南理窟”的延平、崇安进士、举人寥寥无几，何况穷乡僻壤的城村。但尽管如此，城村的李氏族人还是以先贤先儒为范，在勤耕力作、精工百艺、极力工商的同时，铭记祖先崇尚教育的遗德遗风，即使不能科甲连第，还是期盼重振旗鼓，使读书向学之风不仅在李氏宗族中永记不忘，也在城村百姓中传扬。
古道、老宅、牌坊、家祠、神亭，构成城村“全国古镇名村”的美誉，但装族谱的木箱和农资袋却难以承载历史的负重。而现实与历史的碰撞更让城村古文化面临难以持续之虞，武夷山友人发出城村“古镇名村”消失的担心并不危言耸听：一方面是保护屋构旧观，因为历史不能重现；另一方面是村民与时俱进的时代要求，因为不能在亘古不变的旧宅中持守，如何让二者协调发展考验着主事者的智慧。因为人是万物之灵，除了一个形体之外，还有一个精彩的精神世界。
（原载《闽北纵横》201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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