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中外对朱子学的褒扬和评价

 

一、中国古代

1209年(南宋嘉定二年),朝廷赐诣朱熹曰“文”尊为朱文公。南宋理宗皇帝在《宝庆三年正月赠太师追封信国公制》中,说程朱道学“有补于治道”,“历万世而无弊”。

1212年(南宋嘉定五年)朱熹《四书集注》被朝廷列为国学。他制定的《白鹿洞书院学规》颁发太学遵行。

1269年(南宋咸淳五年)度宗皇帝赐婺源朱氏故居为“文公阙里”,与“孔子阙里”并而为二。

真德秀的理学思想基本上是祖述朱熹,他对朱熹极为推崇,尊之为“百代宗师”,并自谓对朱学“尝私涉而有所得”。

1335年(元朝至元元年)惠宗皇帝修建朱熹文庙,从此以后,朱熹也像孔子一样受到人们的顶礼朝拜。

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推崇朱子学,国家以朱子传注为宗取士。

1415年(明永乐十三年),由明成祖作序的《四书五经大全》颁行天下,定为科举取士之书。

1455年和1523年,明朝廷先后赐建安(今福建建瓯)、婺源的朱熹后裔为世袭的翰林院五经博士,同时推行祭朱制度,同祭孔一样,每年春秋两季。

明代著名学者戴铣在《优崇儒先祠嗣疏》中说:“三代而上,圣人叠出,至孔子删述《六经》遗言绪论,而后斯道大行于世。三代而下,儒贤叠出,至文公朱熹注释群经,而后孔子之道既明。孔子大圣,朱子大贤,道德事功,不甚相远。”

1869年(清康熙二十七年)皇帝亲书“学达性天”匾额赐予武夷山紫阳书院(今福建武夷山市景区朱熹纪念馆)。

1712年(康熙五十年)皇帝下诏朱熹配祀孔庙“十哲”之列,朱熹牌位进入大成殿,也在这一年,康熙下诏编撰《朱子全书》、《性理精义》颁行全国。康熙亲自做序。称朱熹为“集大成而续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

明代历史学家全祖望评朱子学:“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矣!” 

李光地对朱熹的评价:周、程、张、邵,不得朱子,恐不能如此烜赫

二、中国近现代

孙中山先生说过:“中国有一段最有系统的政治哲学。在外国的大政治家还没有见到,还没有说到那样清楚的,就是《大学》中所说‘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把一个人从内发扬到外,由一个人内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像这样精微发展的理论,无论外国什么政治家都没有见到、都没有说,这应是我们政治哲学知识中的独有宝贵,是应该要保存的。”

1959年9月,毛泽东主席邀请张治中将军一起到上海考察,途中谈到朱熹著《楚辞集注》时说“这是一部好书”。1972年,毛泽东主席把《楚辞集注》做为国礼赠送给来中国访问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

李鸿章在光绪八年(1882)为《婺源县志》作序,说朱熹“道德文章,照耀千古”。

张之洞在《劝学篇》中说:“宋儒重纲常,辨义利,朱子集其成。”

钱穆在《朱子新学案》中说:“在中国历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此两人,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及中国文化史上发出莫大声光,留下莫大影响。旷观全史,恐无第三人堪与伦比。”又说:“自有朱子,而后孔子以下之儒学,乃重获新生机,发挥新精神,直迄于今。”

 “五四”新文化运动领袖之一胡适认为:“朱熹是近六百年来,影响我国学术思想最大的思想家和学问家”。

张岱年在为《朱子学新论》作序中说:“朱熹综合周、张、二程的学说,加以扩充发展,更建立了博大宏伟的体系,达到了当时世界范围内的哲学理论的最高水平。”

蔡尚思在《闽学研究丛书》总序中说:“在中国文化史、传统思想史、教育史和礼教史上,影响最大的,前推孔子,后推朱熹。”在1988年题词:“东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中国古文化,泰山与武夷”。

厦门大学高令印教授曾在各级学术会议上反复呼吁说:“朱子文化是极其宝贵的文化资源,即使是两三个大庆油田,也比不上!因为自然资源是有限的,到一定的时候就会枯竭,而朱子文化的资源却永远不会枯竭而代代相传!”

2011年11月,温家宝总理在国务院参事和中央文史研究员座谈会上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总要有一批心忧天下,勇于担当的人,总要有一批从容淡定,冷静思考的人,总要有一批刚直不阿、敢于直言的人。宋代理学大师朱熹在任漳州知州时,曾为创办的白云岩书院写过一副对联‘地位清高日月每从肩上过,门庭豁开江山常在掌中看’。这是千百年来中国仁人志士的崇高追求……我们就是要有这样的境界和追求。”

2012年4月3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考察福建说:“风景优美的武夷山是‘双世遗’,拥有一系列优秀的考古遗址和遗迹,是朱子理学的摇篮”。

2012年4月3日上午,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先生在台北遥祭黄帝陵时指出,台湾的文化思想是由朱熹的“闽学”,经郑成功、陈永华来台开科举、设学校而广为流传。朱熹的“闽学”则是继承北宋二程的“洛学”。而根源是中华文化。这些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本来就是台湾人民的美德的一部分,是高于政治层次的文化历史层次。

三、国外

英国科学史家梅森在其《自然科学史》一书中评价说:“宋朝最出名的新儒家是朱熹”。

英国另一位科学史家李约瑟在《科学思想史》上称朱熹是“中国历史上最高的综合思想家。”又说:“朱熹是第一个辨认出化石的人。”还说:“最现代化的欧洲的自然科学理论基础应该归功于庄周、周敦颐和朱熹等人的,要比世人至今所认识到的更多。”“朱熹在没有产生一个牛顿型的宇宙观之前,先已产生了一个爱因斯坦型的宇宙观。”“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朱熹(12世纪)曾建立起一个比(近代)欧洲任何思想都较接近于有机哲学的哲学体系”。

1999年12月1日。世界遗产委员会将武夷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时指出:“武夷山是后孔子主义(朱子文化)的摇篮。作为一种学说,后孔子主义在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占据统治地位曾达很多世纪,并在哲学和政治方面影响了世界很大一部分”。

日本思想史学会会长子安宣邦教授认为:“在近代东方哲学中,唯一能够与西方在体系规模上等量齐观的,只有朱熹的哲学体系。毕竟东方哲学思想能够踏出海外,并且在国外为此特别举办研讨会的,至今也只有朱熹一人”。

美国著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就指出:“朱熹是人类思想史上没有牛顿力学做基础的爱因斯坦”。

美国R.A.尤里达教授说:“现今科学大厦不是西方的独有成果和财富,其中也有老子、邹衍、沈括和朱熹的功劳。” 

创建时间: 2022-09-30 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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