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照南：漫谈朱子文化
这首脍炙人口的小诗，作者是当代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思想文化史专家、享年103岁高龄的蔡尚思教授。1988年，时年83岁的他参加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成立活动时吟诵了这首诗。这首诗高度概括了中国思想文化史，科学评价孔子朱子对中华文化的伟大贡献。确实，朱子孔子是对中国思想文化史产生最大影响的两位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在孔子逝世1500年之后，朱子顺应中国社会发展和时代前进的要求，忠实继承、创新发展孔子思想，把中华文化推进到成熟发展的新阶段。学习朱子文化，对增强文化自信、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现实意义。
朱熹，字仲晦，号晦庵。远祖在山东，与孔孟是同乡。后迁居徽州。祖上本为“婺源著姓，以儒名家”。1118年，朱熹父亲朱松中了进士，1123年被任命为建州政和县尉。由于家境窘迫，朱家将祖上遗留的百亩田产抵押，一家八口，举家迁到福建政和。朱熹祖父朱森被称为朱氏“入闽始祖”。其子孙则世代居闽。
1128年，朱松调任南剑州尤溪县尉。朱松是主张抗金的主战派官员，因而受到秦桧迫害。不久被降职为泉州石井镇监税。朱熹家人则仍寄居在尤溪郑安道的斋舍。1130年，朱熹出生于福建尤溪。
朱熹早慧。他幼年时就有很强烈的好奇心。有一次，朱松指着天对他说：“这就是天”。朱熹反问道：“天之上为何物？”何为天？天之上为何物？这个问题，整整陪伴朱子一生，成为他终身探索的哲学命题。
尤溪和建瓯，风光优美、民风淳厚。在这里，朱熹度过幸福的少年时光。朱松对他启蒙教育，精心培养，使他养成儒家良好品行，养成刻苦读书认真思考的习惯。这两地留下少年朱熹刻苦读书的许多故事，也留下嬉戏沙洲，默然画卦的传说。1143年，朱熹生活发生重大转折。父亲朱松一病不起，临逝世前，写信给崇安五夫刘子羽，把14岁的儿子朱熹托付给他。刘子羽与朱松志同道合，都主张抗金、反对求和。此时的刘子羽也因反对和议而于1142年被罢官回武夷山五夫里。朱松让朱熹前往五夫，投奔刘子羽，拜“武夷三先生”胡宪、刘勉之和刘子翚为师。刘子羽不负朱松的临终托付，在五夫里建造了新房子，让朱家母子居住求学。
朱子从政时间不长。所谓“仕于外者共九年，立于朝者四十六日”。据记载，朱熹入仕后被朝廷委以实职达17次，但朱熹到岗任职的有同安县主簿、江西南康军知军、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漳洲知府、潭州知府兼荆湖南路安抚使和焕章阁待制兼侍讲，共6次、约9年时间。1148年，十九岁朱熹登进士第，二十二岁授左迪功郎、泉州同安主簿。这是朱熹第一次为官。他把“视民如伤”匾悬挂在同安县署大堂之上。他大力发展同安教育。作为有理论素养的政治家，年轻朱熹把从政与学术研究结合起来。朱熹最具特色的格物致知的思维方法也是在同安开始形成。在同安，他深入田间村舍，帮助农民解决生产生活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理事办事过程，对所接触到的事物追根究底。这样的从政实践，使朱熹获得许多真知。他感悟到了解事物须正心诚意，不能有先入之见；体验事物时须了解事物原貌，顺从事物自身的规律。在以后的任内，朱熹都坚持这样执政风格，受到百姓衷心爱戴。后来在武夷山创立“五夫社仓”被誉为民间救济事业的创举。从政经历构成他的格物致知理论的思想和实践基础。朱熹认为，“官无大小，凡事只是一个公。若公时，做得来也精采。便若小官，人也望风畏服。”真德秀把朱熹从政准则概括为“律己以亷、抚民以仁、存心以公、为事以勤”四事箴，朱熹认为，“为政以德者，不是把德去为政，是自家有这德，人自归仰，如众星拱北辰。”
朱熹同安任期满回故里，便致力学术研究和讲学。孝宗即位，曾多次召用，他辞而不就。此后四十年，朱熹矢志不渝，安于艰苦贫穷的讲学著书生活。
朱熹二十四岁拜李侗为师。李侗是对朱熹影响最大、也是最重要的老师。朱熹多次向李侗问学。李侗一再嘱咐他要在“涵养处着力，正是学者之要，若不如此存养，终不为己物也。”
朱子属历史上读书最多、领悟力最强的学者。他一生都在读书、著书。历史上流传的“朱子读书法”，即“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要求读书应该按照知识内在次序和规律，逐步学习掌握，不可囫囵吞枣，急于求成。读书既要熟读成诵，又要精于思考。虚心涵泳中的“虚心”，是指读书时要虚心细心，反复思考、细心玩味。切己体察，则强调读书须结合自己生活体验，并见之行动，身体力行，在生活中对照检验书本知识。他要求抓紧时间读书，专心读书，持之以恒。
朱熹一生勤于讲学、诲人不倦。他创建和修复了许多书院，建立的第一所书院是寒泉精舍，修复的第一所著名书院是白鹿洞书院。白鹿洞书院初建于南唐，到南宋已是断垣残壁，朱熹出任江西南康军的郡守，上庐山访求白鹿洞书院的废址，重建白鹿洞书院。他制订《白鹿洞书院揭示》，提倡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强调修身、处事、践行的原则，对中国书院教育发展的产生很大影响。朱熹晚年出知潭州时，主持修复了岳麓书院。他以《白鹿洞书院揭示》为学规，以《四书集注》为教材，到学院授徒讲学。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是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中的两个，它们都因朱熹而名扬天下。
朱熹教育思想博大精深。他深刻总结历代教育经验，认为教育应分为“小学”和“大学”两个阶段。8--15岁为小学教育，目标是学习初步的文化知识技能，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培养“圣贤坯璞”。 15岁以后为大学教育，任务是培养国家所需要的人才。与重在“教事”的小学教育不同，大学教育内容的重点是“教理”，即重在探究“事物之所以然”。对于大学教育方法，朱熹强调自学为主，辅以老师教导，主张开展切磋交流，在自学、教导、切磋交流中提高。
朱熹继承周敦颐、张载、二程，融汇释道，构建了“致广大，尽精微”的哲学体系。这一体系的最高核心范畴是“理”。理，是先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形而上者。理先于气，理比气更根本，更本源。气是理的表象，有变化的能动性。理是事物的规律，又是伦理。
朱熹深化孔子“仁”的认识。他提出，“仁乃天地生物之心”，仁是自然万物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动力和源泉。自然的本质是“仁”，是宇宙意志的根源，是生命的基础和不竭动力。朱熹认为“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万物的生生不息是自然界本身所具有的本性和特性。自然万物都蕴含着生生不息的潜力，根本的原因是天理本身含有“仁”的基因和要素。这种基因和要素决定了自然万物呈现出发展变化的不同状态。人从自然中走来，人的生命也蕴含着仁义礼智信的基因和要素。由“天地生物之心”所规定的万物之间的发展变化，构成了生生不息的自然生命史。
朱子一生致力于对经典的重新诠释。朱子对孔子儒家经典《五经》和重要文化典籍作深入研究，编撰《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形成《四书章句集注》（简称《四书集注》或《四书》），使之成为在中国文化史上产生广泛而深刻影响的新的文化经典。
从历史看，孔子总结了夏商周到春秋的文化，创立了儒家学派，成为中华文化的主体部分。朱熹面对佛教文化和道教文化对儒家文化的冲击，融汇重建儒学的基础和体系。《五经》不包括《论语》和《孟子》。《论语》在汉代不过是小学的教材。而《孟子》在北宋之前也是不受重视，甚至连经书都不算。朱熹认真研究《五经》，认为《周易》主要是卜辞，是占卜之书。《礼记》是礼仪制度的汇编；《尚书》与《春秋》属于记载历史的书；而《诗经》则是诗歌总汇。《五经》内容丰富而且庞杂，表达的意义不够集中、明确，无法形成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
朱熹重新选定文本，将《论语》、《孟子》和《礼记》中的两篇文章《大学》、《中庸》合并为《四书》。他以极大的理论勇气，深入细致研究《大学》。他将《大学》区分为经和传，在注释时广泛吸收了汉唐和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他在文本研究时发现《大学》仅有载“格物致知”字样，但没有解释。他认为流传原本丢了“释格物致知义”，补进“即物穷理”等134字，使《大学》逻辑通顺，文气贯通，意义更加完整,也使“格物致知”成为新儒家重要思想和实践指南。他还明确把《大学》作为《四书》首篇。他认为《大学》确定的“三纲领、八条目”，明确提出儒学的宗旨和纲领。“三纲领”即：“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条目”是指修身与学习的过程，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四书》的产生，使中华文化有了新经典。有力的突出孔子和孔子思想，维护和巩固了孔子思想的至尊地位。
朱熹是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他对中国文化的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经学、伦理学、历史学、文学、教育学等各个领域，都固了孔子在中华文化的主导地位。《四书》的产生，也使中国文化发展由“五经时作了全面系统的梳理总结和创新。朱熹有很高的艺术修养，与朱子结交的朋友也是文学艺术修养很高的人，如陆游、辛弃疾等人。朱熹的诗文受到后人喜爱和追捧。朱熹认为，文皆从道流出。文从心里流出，强调文道合一，文道同源。他提倡文艺创作宜深入百姓日常生活之中，形象称之为“通身下水”他一生创作各类散文游记等2777篇，创作诗词1167首。
朱熹不仅实现了理论的时代化，还致力于理论的大众化普及化。他注重理论普及化读本的编写，重视民俗改造和社会礼仪的重建。著名的《朱子家训》字字珠玑，提出为人处事一系列规则。如：“见老者，敬之；见幼者，爱之。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肖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手书了“读书起家之本；循理保家之本；和顺齐家之本；勤俭治家之本”。
早已名满天下的朱熹，为宁宗进讲《大学》。耿直清廉的他对朝政多有批评，使平庸的宁宗不满。宁宗以干预朝政的罪名，把他逐出朝廷。朝廷一些守旧平庸的官员容不得朱熹的清廉正直，容不得朱熹的创新理论。他们编造种种谎言，恶毒攻击朱熹。朱熹的学说被污为“伪学”。他和他的学生弟子受到残酷迫害。这在历史上称“庆元党禁”。1200年，朱熹在建阳考亭忧愤而死，享年七十一岁。作为一代宗师，朱熹临死还在修改《大学诚意章》。
创新理论、真理的光辉总是抵挡不住的。作为民间学者的朱熹，他的思想逐渐被社会接受。1209年，这场历时十年学术迫害的“党禁”终于平反。宋朝廷赐诣朱熹曰“文”尊为朱文公。理宗肯定朱熹思想 “有补于治道”，“历万世而无弊”。1212年，朱熹《四书集注》被朝廷列为国学。他制定的《白鹿洞书院揭示》被颁发太学遵行。明朝以《四书》为科举取士之书。1455年、1523年，先后赐建安（今福建建瓯）、婺源的朱熹后裔为世袭的翰林院五经博士，同时推行祭朱制度，同祭孔一样，每年春秋两季。1712年，康熙下诏朱熹配祀孔庙“十哲”之列，朱熹牌位进入大成殿。康熙称朱熹为“集大成而续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亲书“学达性天”匾额赐予武夷山紫阳书院。
孔庙是纪念伟大思想家、教育家孔子的主要建筑。历代称文庙、夫子庙、至圣庙、先师庙、先圣庙、文宣王庙，尤以文庙之名更为普遍。孔庙是中华民族文化圣殿，承担着文化传承与教化、促进中华民族融合与统一的功能。进入孔庙的，都是为中华民族文化繁荣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学者。自春秋以来，从祀孔庙者152人。其中孔子弟子77人；生于宋朝之前者31人，之后者44人。在宋朝之后44人中，福建13人。他们是：游酢、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黄干、蔡沈、陈淳、真德秀、蔡清、黄道周、李纲、胡安国,如果加上朱熹父亲朱松、蔡沈父亲蔡元定，则有15位福建学者进入孔庙。同时朱熹是春秋以来，唯一列入十哲，进入大成殿的圣人，显示了朱熹在中国文化史的独特的崇高地位。
著名学者钱穆指出，“在中国历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此两人，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及中国文化史上发出莫大声光，留下莫大影响。旷观全史，恐无第三人堪与伦比。”
孙中山认为：“中国有一段最有系统的政治哲学。在外国的大政治家还没有见到，还没有说到那样清楚的，就是《大学》中所说‘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把一个人从内发扬到外，由一个人内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像这样精微发展的理论，无论外国什么政治家都没有见到、都没有说，这应是我们政治哲学知识中的独有宝贵，是应该要保存的。”
著名学者子安宣邦教授说：“在近代东方哲学中，唯一能够与西方在体系规模上等量齐观的，只有朱熹的哲学体系。毕竟东方哲学思想能够踏出海外，并且在国外为此特别举办研讨会的，至今也只有朱熹一人”。
英国科学史家梅森在其《自然科学史》一书中评价说：“宋朝最出名的新儒家是朱熹”。李约瑟在《科学思想史》上称朱熹是“中国历史上最高的综合思想家。”又说：“朱熹是第一个辨认出化石的人。”还说：“最现代化的欧洲的自然科学理论基础应该归功于庄周、周敦颐和朱熹等人的，要比世人至今所认识到的更多。”美国当代历史学家黄仁宇指出：“朱熹在没有产生一个牛顿型的宇宙观之前，先已产生了一个爱因斯坦型的宇宙观。”“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朱熹（12世纪）曾建立起一个比（近代）欧洲任何思想都较接近于有机哲学的哲学体系”。
1999年，联合国世界遗产委员会授予武夷山为世界文化遗产，称武夷山是后孔子主义（朱子理学）的摇篮。
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是促进民族复兴的根本性工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中华文化主流是孔子文化和朱子文化。我们要深入学习研究，努力实现孔子文化和朱子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有益成分，为培养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一代共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