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玮：儒家道统的跨媒介诠释 ——论纪录片《王阳明》之创新

王阳明是中国传统思想与文化的一座高峰。近年来，“阳明学”在大众文化中频繁出圈，显现其所代表的心学一脉对当代社会的重要价值。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指示中，十余次提及王阳明，直言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是增强中国人文化自信的切入点”（2015年“两会”期间），为“阳明学”与“阳明文化”的当代传播提供了方向与遵循。

央视纪录片《王阳明》作为“阳明文化”的视听呈现，一改传统人物纪录片以传记线索的为条性叙事或思想为核心的块状叙事模式，创造性地引入了“扮演者讲述”的说法，将“阳明文化”的深邃与高远、诗意与气魄融入到一个双线演进的序列中去，打开了当代人与先贤对话的新空间。这种富有时代特色的创新，把“纪录片也要讲故事”转化为“纪录片也要有风格”，可以看作是对中华传统文化与思想精髓的新诠释。它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凸显了当代诠释的创意：

道统的当代传承及其传播

“今天的人们真的了解王阳明吗？还需要王阳明吗？”这是《王阳明》开篇提出的问题。这一问题其实暗含着一种解构性的认识，那就是中华传统文化所延续的道统在当代已经出现了毋庸讳言的消散。王阳明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在思想和实践两个方面都闪耀着灿烂光芒的儒学宗师”，于当代人的意义究竟何在？

阳明学于今意义依旧重大，这个在学理上几乎不用证明的观点对于视听传播而言，却是一个需要加以说明的难点。纪录片选用了一位国家级话剧演员作为王阳明的扮演者，用他的出镜来说明当代人体会先贤的心路之曲折、之豁达，就是对这一难点的全新阐释。话剧演员为了体会角色，沿着阳明一生的足迹奔走，纪录片在对这段历程的拍摄与转译中，把中华文明道统的当代传承逐渐由专家学者手中接续过来，转而通过话剧、纪录片等大众演艺进入时代主潮之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片末把这位演员对阳明学的探求落脚在自己和更多的人“都在寻找与万物、与自己、与世界相处的方式，希望能够抵达此心的光明”。虽然片中也采访了不少阳明学研究的专家，但他们的讲述都是在为演员作为观众代表的探访服务的。这种纪录片的讲述方式，与其所试图完成的道统传承与传播一样，都把话语权尽可能从少数人受众继承过来，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化与时尚化。

叙事的出圈表达及其雅致

纪录片《王阳明》选用情景再现的话剧演员，是在青年人中获得较高认可的辛柏青。他因为出演2017年的电影《妖猫传》，以及2020年的电影《八佰》而具有相当“出圈”属性；更不用说，他刚刚在20201年2月结束的电视综艺节目《国家宝藏》第三季中担任过“国宝守护人”。观众对他的认识，本身就有很强的文化与价值感，由他来讲述王阳明的一生，颇具信服力与艺术感。

譬如第二集中，辛柏青在“故宫”前的出镜，影片中使用了延时与叠影的特效，让演员的沉思与周围游客的“打卡”带上了某种潮流的色彩。片中虽然讲述的是王阳明第一次遭遇政治挫折的悲剧与困境，但用近年来文创典范的“故宫”和“午门”作为背景和语境的呈现地，一种先贤与当代观众之间的关联感就建立了起来。它不像影视剧那样完全沉浸，而是以时时出跳的讲述者身份提醒着古今之间的清晰界限，却又时时让观众有一种新颖的带入之感。同理，在第三集的“龙场悟道”情节中，演员也有意用“时下社交媒体里流行的那种倡导农耕之乐、劳作之美的短视频”作为比拟，提出“那些网红种菜晒美图带货”所营造的“新田园生活”不过是传统的美化，或称商业化，它不是阳明的“龙场”，也就不是真正的生活。

辛柏青并没有真正出演过关于阳明题材的舞台剧或影视剧，因此，在纪录片中他仍是在扮演一个角色——一个即将要在纪录片中演王阳明的自己。这种既入戏又出戏的间离效果，让整部纪录片变得充满雅致的美感。它讲述的是一个古圣贤之生平，却又十分现代，传统古意在可视化的视听语言中得到了新的塑造。

古意的可视再造及其指向

古意难以可视化地呈现，是今人理解传统文化的一大困境。对古代的戏说与穿越，曾经占据了荧幕的不少空间。而纪录片《王阳明》用“演圣如圣”的写意特色，为这一难题给出了一种独特的答案。它把王阳明演绎得极为艺术，甚至可称为传统人物题材纪录片的“现代主义”。譬如分集内容，导演选用了高度抽象的《溺》《困》《悟》《功》《明》五个单字作为片名加以概括。在片中，多次出现王阳明投江溺水的镜头，使这位大儒显现出一种极度陌生化的效果，令人印象深刻。而这种效果与阳明勘破生死传承千圣“一点骨血”的内涵又有着内在的一致。

此外，全片以诗串联、以画串联。仅第二集《困》中，就援引阳明诗词约20首，让一个颇为人所不熟悉的“诗人王阳明”跃然片中；而片中时时出现的《王阳明先生图谱》，又用简单而富有古味的画面把叙事线索变得清晰有序。王阳明弹琴、王阳明写字、王阳明静坐、王阳明写美文，与其遭贬流放、投入死牢、平定叛乱、剿灭山匪构成了又一组对立关系。纪录片没有故意渲染王阳明的戏剧一生，甚至连他与宁王娄妃的传说也只字不提。这种克制而形成的美感，让这部纪录片亦幻亦真的艺术化表达得特别浓郁。如画面的景深控制有意营造出影影绰绰之感，影调始终在“明朗的灰暗”之中。据说，这部纪录片是以1:2.35的画幅比来构造的变形宽银幕镜头，导演为的就是“追求中国卷轴画的意趣”，以实现“明代文人赏玩手卷的那种视觉感受”。而这种“卷轴意识”与整部片子的按人物生平的线性叙事是完全契合的，辛柏青在片末的舞台出现正是“曲终奏雅”。

随着社会公众文化素养与文化需求的不断提升，舞台剧这一小众而高雅的艺术形态也被更多的人所认知。辛柏青作为优秀话剧演员身上带有的那种独特艺术感，与上述三种创新意识相融合，成就了这部纪录片的独特风格。它是一种跨媒介的表达，舞台剧、纪录片与人物传记三种文体在此合一。观众可以在片中体会到当代艺术之美，如优秀话剧演员饰演角色时的那种细微与精妙，就像辛柏青在片中旁白言及自己扮演李白与王阳明时精致入微的不同感受；观众更可以在片中体味到古圣先贤穿越时空的人格魅力与思想精髓，就像辛柏青那样把自己与角色融为一体，显示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古今一脉。当然，限于某些理解与客观条件，影片的可视化呈现仍存在着一些不足。如对“任侠”的解释没有采用常见的“抑强扶弱的侠义之气”，而是展示为“扮演将军”的“孩子王”；旁白说要到“浩瀚的史料中去寻找”，而画面却出现的是某书店中仅有若干本《传习录》的书架；再如片末讲述王阳明归葬地时说“当地人并不清楚王阳明墓，只知道这里有个伯府坟头”，难免有为了营造沧桑之感而故意弱化地方文化传承的瑕疵。

纪录片《王阳明》把古圣贤的故事讲述得如诗如画，颇有当代意识。而这种演绎从根本上说明了今人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弘扬。可以说，它创造了当代视听艺术表征中华文明的一种跨媒介叙事典范，是文艺表达的一种中国特色。

本文选自《朱子文化》202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