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的南传、集成和传播

    唐中期以来，连年战乱，个体生命价值极端贬值。从印度传入倡导消极避世的佛教，经过近千年的发展，在中国站稳脚跟，日益兴盛，流传当时的社会上层，也得到处于苦难中一般民众的顶礼膜拜。诞生于春秋时期，倡导积极入世的原始儒学，长期缺乏慎密的思维和完整的体系，与高度抽象、完备的思辨哲学体系佛学相比，处于极端劣势而逐步衰微。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主流文化即将逆转，面临退出中国文化历史舞台的挑战。早在唐代，韩愈就发出了“复兴儒学”的号召，经过近百年的努力，到宋代时期，复兴儒学已成为时代潮流，当时知识分子阶层以“复兴儒学、重建文化价值秩序”为己任，进行创建新儒学的努力。闽北的杨时、游酢“程门立雪”，“载道南归”，在闽北开办书院，招收弟子，担负起“传道东南”的任务，经过他们及其弟子罗从彦、李侗的继承和发展，完成了新儒学基本概念的建构。李侗的弟子朱熹经过对前代的总结和集成，形成了无论在体系还是思辨理论方面均可与佛教相比拟的庞大理论体系。

    朱子理学是朱熹在孔孟儒学的基础上，吸纳了佛教、道教思想及诸子百家的精义，建构以“天理”为核心，建立“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的人本理学体系。其理论核心是从宇宙论的高度反思了人类生命伦理终极意义，赋予人文道德和人格精神崇高至上的地位和永恒的力量，论证了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重建了人的哲学，其所建构的新儒学历史性地开创了中国文化史的“后孔子主义”时代。   

    朱子理学作为民族潜意识已经沉淀为民族精神的深层结构，对于朱熹以后七百余年的中国政治生活、文化结构、思维方式、伦理道德、风俗习惯乃至生活方式，产生超越感观直觉的深远影响，内化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朱子学从宋末以来，一直是中国传统执政者治国理政的“官方哲学”，老百姓安身立命的“民众圣经”和读书人修身济世的“人生信条”。朱子理学远播东亚诸国，成为朝鲜李朝五百多年的官方哲学；日本江户时代、德川幕府近三百年的官方意识形态；越南陈、黎、阮三朝六百多年的官方指导思想，成为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具有代表性的智慧成果之一。